瞿秋白也从解释社会科学的另一侧面，肯定了历史科学。他说：“所谓科学是什么？宇宙间及社会里一切现象都有因果可寻；——观察、分析、综合，因而推断一切现象之客观的原因及结果，并且求得共同的因果律，便是科学”。⑨在瞿秋白看来，“自然科学用这种方法去研究自然界物质的相互关系或动作；社会科学便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动作。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在于研究的对象不同，而不是性质相异”⑩。
李大钊、瞿秋白等关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历史科学性的论述，鲜明地证实：过去，人们对于历史的“解喻”受到条件的限制，无法认识这种客观的规律。历史上活动的本体是人，人又是有思想、意识和感情的。因此，往往就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社会的变迁、沿革完全是由于人的思想动机所支配。历史的发展也就没有客观规律，历史学只能是一种主观的学问，不能成之为科学。只有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11）
4.探求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历史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有客观规律可寻的。那么，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资产阶级学者把它归之于人的心理因素，或谓民族意识，伟人之业，等等，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
当时，瞿秋白就敏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学者往往以为政治制度之成系统，和物质基础绝无联系；即使承认政制变革有动因，也先向所谓‘政治思想’、‘社会心理’里去找，其实政治理想及社会心理虽然是政制变革的‘助缘’，却不是动因’”。（12）李大钊指出：“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国礼的治乱兴衰，人生的吉祥祸福，一遵神定的法则而行，天命而外，无所谓历史的法则”。（13）近代的学者，又大都“迷信英雄、伟人、王者，说历史是他们造的，寻历史变动的原因于一二个人的生活经历，说他们的思想与事业有旋乾转坤的伟力。”（14）他说，唯物史观解释历史的动因，“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在这里，所谓“心的势力”是指人的主观意志，“物的势力”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并旗帜鲜明地表示：“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15）
那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来解喻社会历史发展之动因的呢？瞿秋白在《社会科学概论》中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社会的基础一定是物质的生产力之状态，社会变易的根本原因必定是生产力之发展。生产力就是物质生产过程之中有作用的种种力量：自然界、工力、技术——他们是人类应用势力之实行的结果”。瞿秋白科学地说明了生产方式的变化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最后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是生产方式变化的根本因素，也是整个社会形态发生变动的根本原因。
在探讨社会发展动因方面，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一书中作了精辟的解释。他指出：“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因有二：一是生产、一是生殖。前者为一切生活手段的生产，如衣食住等目的物及一切必要的工具皆是；后者为人类自身的生产，简言之即为传种。人们生活于一定时期与一定地域的各种社会组织，莫不为这两种生产所规定所限制。这两种生产在历史上的演进，一面为劳动发达的程序；别面为家族发达的程序”。（16）这是说，人类社会是以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出发点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一定的社会形态是与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他特别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阶级社会中，其表现形式就是阶级斗争。即所言：“物质基础越有限，则阶级争斗越严厉”，“当氏族制度、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成为人类生产力发展之障碍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临终的时候”。（17）
5.对多元史观的批评
马克思主义者以物的一元论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对历史发展多元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李大钊指出：“人事现象，极其复杂，每一现象的发生，大抵由种种原因凑合而动，种种事情，皆有交感互应的关系。于一一时会，人类的心理有甚不定的要素存在，其理法不易寻测，其真实的关系，不易爬梳；故学者说历史是多元的，历史学含有多元的哲学，今欲于多元的历史的事实发见普遍的原则或理法，终属难能，因之史学一般理论的构成，亦殊不易”。（18）这就明确指出，多元史观不仅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有害于历史科学的建设。
瞿秋白对胡适的多元史观进行了批评，他指出，胡适宣扬的“经济、知识、思想、教育、言论等都是客观的原因，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的论点，“表面上看来，似乎这种说法很合科学的方法，实际上并非科学——科学是要解释根本原因的”。（19）瞿秋白针对上述论点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及思想等只能做经济数量上的变动之助缘，而不能做经济性质上变更之动因”。进而批评说，胡适的多元史观，“正如菲希德说康德的‘物如’是‘象立于地上，地立于象上’，——循环无端，万劫不复的轮回（此即所谓胡适之的轮回）”（20）
李大钊、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物的一元论，并不是排斥其它社会原因的辅助作用。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政治、法权、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是互相影响并影响到经济基础。瞿秋白说：“物质的经济基础产生精神的社会现象”，而“精神的社会现象”，“能返其影响于经济”。他还生动比喻说：经济基础产生精神的社会现象“好象树的发叶开花，并非单供给你主观的欣赏，而是有客观的营养传种的作用”。“所以政治、思想里当然能返其影响于经济。不过经济是基础，政治及思想等只能做经济数量上的变动之动因”。（21）
李大钊、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多元史观的批评，鲜明地证实：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学，至多不过搜集了一些片断的生硬事实，描写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多元者，这也是元，那也是元，到处都是元，历史乃成了一个不可究诘的大连环。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完备周密研究的途径，揭示了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归因于物质生产力状况的根源，指出了用科学态度研究历史，“即将历史当作一个虽然十分复杂，十分矛盾，但终究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22）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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