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科学的历史方法论
资产阶级学者在史学理论方面最得意，且自命不凡的是其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在他们的一些著作中，一方面说，史学不能成为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一方面又常常用“科学的史学”一类的说法。这所谓“科学”，就是指史料的搜集、校勘、考订等等。他们的历史研究法虽有超乎前人的地方，但是其局限性乃未突破整理史料、考订史实的范围。正如李大钊所指出，当时史学界“类多致其全力于记述历史的整理，而于一般史实理论的研究似尚置之度外”。（23）在他看来，“特殊史实的精查，乃为史学家的要务。然史学家固不是仅以精查特殊史实而确定之，整理之，即为毕乃能事；须进一步，而于史实间探求其理法”。这就明确表示：科学的历史方法论不在“欲明以特殊事例的本身为目的考证”，而在于“究明一般性质理法的手段的考证”。
那么，什么是科学的历史方法论呢？李大钊认为：历史研究法所包括的内容有：（一）说明史料的性质、范围。（二）搜集、选择、编比史料。（三）考证和确定史实。（四）考察事实相互间的因果关系，而说明之，解释之，明其所以然的道理。（五）汇类全般的史实，考察其一般的性质，普遍的理法。此外，依学术的方法编纂史书、编制图表的历史编纂学亦“属于历史研究法内”。（24）
在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建立科学的历史方法论，首先是要注意史观与史料的辩证统一关系。李大钊在《史学思想史》和《史学要论》中反复强调，史学工作者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否则，对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便无法驾驭。他认为：“历史观乃解析史实的公分母，其于认事实的价值，寻绎其相互连锁的关系，施行大量的综合。实为必要的主观的原因”。（25）蔡和森也强调了理论和研究实际相结合的方法。他说，调查统计、综合研究和发表出版，是研究学问的三个环节，“而潜在从事”。（26）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意义，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对于具体史实的搜集、考证和整理。他们同样把二十四史、通鉴“乃至其他种种历史的纪录”，看作“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27）较之现代资产阶级学者更进步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把个个事实的考证”，当作“一般理论的研究必要的材料”。（28）
在整理史料方面，李大钊还提出“重据”和“尊疑”应成为史学家恪守的信条。他说：“凡遇一种材料，必要怀疑他、批评他、选择他，找他的确实的证据；有了确实的证据，然后对于此等事实方能置信；根据这确有证据的事实所编成的纪录，所说明的理法，才算比较的近于真理，比较的可信”。（29）在这里，所谓“怀疑他”，即考察材料是否真实；“批评他”，即弄清材料的立场观点，选择他，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总之，科学的历史方法论就是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求实求真，不要空想，不骛虚声；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7.建立历史科学体系的初步设想
二十年代，“史学方在幼稚的时期，刚刚达到就各个事实而解释说明的地步，自与其他已经达到概括的为理论的研究的科学不同”。（30）针对历史科学近乎空白的状况，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单辟章节来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系统、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他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极其广泛的。它包括二大部分：一是记述的历史；一是历史理论。在记述的历史中，又可分为个人史（即传记）、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六大部分。在历史理论中，亦可分为个人经历论（即比较传记学）、氏族经历论、社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等六大部分。李大钊还指出：资产阶级史学家“多认历史当治的范域，以社会全体或国民生活的全般为限，故有人谓历史是社会的传记。如此解释，吾人以为失之太狭。个人的生活，氏族的生活，种种社会集团的生活，民族的生活，乃至全人类的生活，都应包括在历史的范围内”。（31）因此，除记述的历史和历史理论二大部分外，其他“种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如政治史、法律史、道德史、伦理史、宗教史、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均可“定界域以为历史的研究”。（32）由此，李大钊的历史学系统大体构成。
显然，李大钊设置的历史学系统，无论是整体的构筑，还是内部的划分，都已突破了资产阶级史学家所圈定的范围。不过，由于当时整个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理解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有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李大钊构筑的历史学系统也是不完善的。
8.关于研究历史的目的和意义
研究历史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这是史学中现实性很强的问题，也是史学中原则性问题。封建史学家以垂训、资治为目的，一部二十四史可谓皇帝的教科书，资产阶级史学家至多欲明研究历史为“改良现在底社会”，或以“为历史而历史”欺骗、麻痹和愚弄人民。对此，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了“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阐述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就是现代新史学家应担当的责任。
那么，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达到什么目的呢？李大钊等人认为，这具体应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陶炼”人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李大钊说：“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33）这就要求人们通过历史研究，看清过去的历史事实的全貌和规律以及不断前进的远景。第二，历史学应给人们一种“进步的世界观”和“乐于努进的人生观”。历史的研究，就是要扩大人们“对于过去的同情，对将来的响往”。历史是永远前进的，绝不停滞和逆返。因此，我们不应该“悲观”，更不去“崇古”。第三，对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人们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如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便能把“扶植国家民族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34）第四，看清社会的前途，借着过去历史的经验，去创造现在和未来。李大钊生动地比喻说：“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35）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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