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现代化刍议
张信（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据说目前国内有不少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史学危机”这一问题的讨论，尽管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承认建国以来的我国史学还存在着不少严重问题，然而却有很多学者认为“史学危机”这一提法过于耸人听闻。作为中国史学工作者队伍中的一员，我想结合我所了解的美国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的史学发展情况，谈一点关于如何改变我国史学现状，使我国史学工作早日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看法。
自从“第三次浪潮”--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等关于现代社会的解说--冲击了中国社会以后，人们对我们今天所生存其中的社会进行了再认识。只要我们打开今天的报纸、杂志及其他书刊，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那些诸如“信息”、“软件”、“硬件”，……一类的技术名词已成了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常用词。这一现象正说明了社会在改变，人们的思想也在改变，一切都在朝着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然而，当我们看一看史学发展情况，所见情形却大不一样。只要我们一览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我们马上会得到一个旧貌未改的印象。无论从研究对象、研究手法、或者研究思路方面来看，一切还是老一套。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史学发展如何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需要的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史学现状的改变在于研究方法、研究层次以及学术讨论这三方面的改变。在这一点上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情况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少参考。下面我就这三方面作些简要的叙述。
一、现代化的史学研究，要求我们在研究手段和方法的运用上彻底打破各学科之间的界限。
如果把现代科学的发展看成是一种新学科不断涌现的过程，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另一新的发展过程已取而代之：这就是一个学科间不断融合同时不断分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无数个新的学科分支从原来的学科中分出来，另一方面各学科间互相渗透，互相结合，不分你我。在这种新的学术发展情形中，学术方法的互相借鉴已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
这里我可以举几个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例子。美国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方面走过了一条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以求本身发展的道路。50年代始，美国的中国学还是处于“孩提”时期就已受了当时风靡一时的心理分析法的影响，于是一大批学者运用心理学上的各种方法，写出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到了60年代，史学研究中采用其他学科的方法以及成果更加普遍，许多学者都借用政治学、经济学、统计学、人类学等方法来探讨历史问题。于是到了60年代后期，史坛出现了象威廉·施坚呐（William Skinner）这样的颇有影响的人物。施坚呐并非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是一位人类学家。然而他对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贡献远远超过当时的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他所运用德国地理学家的“中心区域”（Central Places）理论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市场状况和社会结构的尝试，开创了美国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新纪元。于是，孔菲力（Philig Khun）在他研究中国的基础上又结合了另一人类学家弗力得孟（Maurice Freedman）的研究方法，写出了《帝制晚期的反叛与敌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这本著作，从而将历史研究引向了另一个高度。从70年代中后期至今，美国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真正到了百花齐放的境地。几乎目前的绝大多数学者都在或多或少地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手段。比如：我的一位好友孙隆基先生，目前正在设法用新创立的符号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他把如“时代”这一类名词，当作是一个符号，然后通过对这些符号的运用和变化中，找出一定的规律，从而解答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象孙隆基那样利用史学以外的学科的研究方法探讨历史问题的学者在美国是屡见不鲜的，这一现象正说明了史学现代化的必要途径是从其他各学科中汲取研究方法和手段。如果我国的史学也能在方法运用上打破原有的、人为的学科界限，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
二、现代化的史学要求我们作深入地研究，将研究层次下移。
我国的历史研究，为什么老是在几个人、几件事、几个老问题上转圈子，为什么一谈到中国近现代史总离不开如：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帝国主义侵略、辛亥革命、国共合作、抗日、解放战争的胜利……那样一些大框框，而缺乏对广大人民大众的生活情形、社会基层结构、各地区之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对整个社会变化的影响之类问题的了解，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了中国的“重君子、轻庶民”的治史传统，另一方面，我们还未真正认识到了解基层社会的重要性。在这点上美国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经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