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史学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确立新的史观。史学不再仅仅是“过去的政治”，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地、正确地、客观地了解过去的社会。既然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具体的、生动的组合体，史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其表面的了解上。在今天这个时代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无数以往难以想象的手段和工具，各学科的成就也为我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借鉴条件，如果我们能打破那些人为的学科间的界限，史学现代化指日可待。
当然，使史学成为和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一门学科，更重要的是思想解放。在这点上，我们不仅要打破过去自设的禁区和框框，还要努力摆脱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我们的影响。比如：胡适曾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说，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先假设后求证的思维方式。客观上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使史学工作者走入先定框框，先有结论，然后千方百计自圆其说的片面性，走入有预定方向性地看问题、有选择的搜集史料之歧途。如果我们思想解放，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就有了可能，学术上的自由竞争会有利于产生共识，于是史学就会发展，沿着现代化的道路向前发展。
什么是史学理论？
王晓德（美国锡拉丘兹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我鼓足了勇气用了这样一个题目，确实是不揣冒昧，颇为大胆的。但是，我又觉得有必要涉及一下这个问题。回顾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每当面临思潮变迁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注意到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问题。譬如，美国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在1926年发表一篇题为《什么是历史事实》的文章，就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了30年代对历史相对主义的大讨论。在我国史学界，某种类似于那场讨论的思考和研究已经开始。陈启能教授在《史学理论》去年第4期上的《论历史事实》一文，便是一例。
前一阵，我国史学界讨论“史学危机”，不少人提出要更新方法论，并付诸实践，作出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对史学理论的思考，似乎仍不太受重视。已出的几本史学理论著作，各有特色。但细细读来，却又都不太象。它们更接近于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和研究，而不是对历史学家工作的指导。
我曾经在《世界历史》（1986年第8期）上撰文呼吁开展对历史哲学的研究。其中我提出历史哲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反思，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等；二是对历史学的反思，即对历史学家工作过程的总结，这部分内容更接近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在西方，人们把前者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后者称为分析的历史哲学。这既是一种思维范畴的划分，同时也是时间观念上的区分（记得何兆武先生有一篇文章专论这两种历史哲学的递嬗）。大致说来，本世纪以来分析的历史哲学更为风行，思辨的历史哲学则黯然失色。饶有趣味的是，汤因比的著作在我国学术界仍然十分流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学者对国际史学思潮的隔膜，部分同志的史学理论研究文章，仍然注目于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宏观构建，而对历史认识论等具体的史学家工作的分析，则尚未十分注意。
到美国后，我在学习过程中注意到，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在西方大致有两类人加以探讨，一是哲学家，一是史学家，他们的著作互有联系。但对史学家来说，他们更注意他们的同行所写的著作，因为这些著作更能适合他们的需要，而哲学家所写的历史哲学著作，比较起来有点流于玄学式的清淡，不切实际。即使是讨论历史认识论问题，哲学家注意的是认识论在史学中的表现，历史是其论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认识论。至于汤因比式的史学家，就更显得空疏，因而不受欢迎，如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因此，即使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即我所认为的史学理论）也可分为这两类著作。当然，身兼二任的人物也有，如罗宾·柯林伍德，但并不太多。
区分什么是史学理论的问题，目的是使大家注意研究这一问题，吸收一些学有所成的历史学家来撰写这类著作。他们的理论研究，有实践的基础，切身的经验，一定会给后学者以很大的帮助。另外，也可消除史学家不愿读史学理论著作的现象。
更为重要的是，史学理论的研究可以更新人们的史学观念。一位治西方史学史的专家，美国史学家H·E·巴恩斯在40年代曾经指出：“长期以来，历史科学的完善被认定是使兰克及其学派的理想付诸实现，即一旦通过内证和外证，历史学就能够精确地再现过去。现在，我们的知识已经对这种理论提出了猛烈的挑战”。（H·E·巴恩斯：《史学史》，纽约，多佛出版社，1963年第2次修订版，第266页）然而，应该承认，在我国史学界，很大一部分人仍然认为通过对历史材料的谨慎运用，就能如实地反映过去，他们追求所谓实在的考证功夫，认为有史料就有一切，甚至封锁史料，独家经营。实际上这反映了他们在史学理论上的贫困。历史认识论已经表明，历史和历史学之间始终存在一段距离。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丰富而不是垄断对历史的认识。史料只是反映了部分的历史，反过来，同一的史料可以得出不同的历史认识。历史学家（主体）和历史过程（客体）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主体经常是能动的，历史学是其活动的结果。因此在历史学家的工作中，史料只是手段，而不是主宰一切的东西。诚然，历史学家需要科学的训练，严肃地对待史料的批判和运用。但对史学家来说，准确性是责任，而不是目的，不能本末倒置。
事实上，在我国哲学界，主体和客体的问题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和相对一致的认识。但这一成果却没有能改变史学界的历史认识，这也说明史学界本身的史学理论建设是多么重要。
最后，我想再总结一下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那就是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主观性、相对性；历史学家和历史的关系，什么是历史事实，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关系；历史学的方法论等等。我希望对这些问题的探索，能扩大史学家的视野，促进其方法的革新，丰富史料的运用，发展我国的历史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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