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野贤治]以“乡土”为方法——“幸福”的科学·民俗学(2)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3:11:33 中国民俗学网 [日]佐野贤治 译者 参加讨论
作为方法的乡土——生活意识的共通性 我们需要弄清自己所处的乡土如何发展到今时今日，其制约因素与出路在哪里，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存续下去。有志之士必须在理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思考农村通往幸福的道路。 我们并不是研究乡土本身，而是研究乡土中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具体指日本人的生活，特别是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过往经历。在各自的乡土，或者通过乡民们的意识感觉重新去认识与学习，这是我们的目标。。 柳田将自己的学问称为“乡土研究”、“民间传承论”，但并没有使用民俗学一词。二战后的1949年，民间传承之会改称为日本民俗学会，柳田担任初代会长。这次改名以后，“民俗学”一词开始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正式使用。柳田认为，与以文字资料为主的，描述统治阶级历史的传统史学不同，民俗学更注重民间传承的非文字资料，是一门描写“常民”生活变迁的史学。柳田指出，乡土研究的对象是民间传承，其内容包括以下三类： （1）有形文化（生活外形）——包括衣食住等，“来访者”可以用“眼睛”看到的东西。 （2）语言艺术（生活解说）——包括民间故事、传说等，长期逗留的“旅居者”在掌握当地方言后用“耳朵”听到的东西。 （3）心意现象（生活意识）——包括共同幻想等，在乡土出生长大的“乡民”可以用“心”共鸣的东西。 柳田认为，乡土研究就是乡民立足乡土，通过民间传承来研究日本民族的生活文化。乡民有责任将涉及地域社会未来发展的相关材料提供给有志之士。 “常民”是日本民俗学的重要概念，一般指保持民间传承的人们。相当于英语里的“folk”，德语里的“volk”，汉语里的“老百姓”（也有学者用“平民”一词）。韩语里的“常民”一词与朝鲜王朝时代士大夫阶级“两班”相对，保留着“平民”的语感。柳田最初使用该词，是为了将其与猎人、山窝游民之类的非定居山民区分开来，表示从事稻作农耕的乡民、自耕农。而致力于民具与渔民史料研究的涩泽敬三，则将“常民”当做commonpeople（与“庶民”的语感相近）的译词使用。 另一方面，日本民俗学将城市的上班族当做现代的“常民”加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都市民俗学。日本民俗学没有讨论特定的个人，而是对人的日常性，即“民之常”进行了文化概念层面的讨论。“常民”摒弃了将人视为阶层或阶级的政治学、经济学看法，将上至天皇、贵族，下至武士、百姓共通的生活文化作为指标，成为一个表现日本人民族性的概念。 柳田认为，有志于乡土研究的人与年龄无关，都是“青年”。“青年”一词作为“壮士”的反义词出现于明治20年代。壮士往往对现实悲愤感慨，将政治实践转化为斗争并身体力行。而青年多为教师形象，志同道合者结社或组织青年会，购买阅读报纸书刊，编纂杂志，通过晚间的学会或演讲打破旧弊，获取新知，致力于新时代的建设。柳田的写作多将学校教师视为读者，他的青春年代，与青年一词体现的时代思潮是重合的。 “民”的发现——传统与现代的相克 近代国民国家时期的民俗学反映了各个国家近代化的过程。日本的民俗学虽然由江户时代“国学”的一部分发展而来，但也受到明治前期引进英国人类学的坪井正五郎（1863-1910）“土俗学”的影响，因此文学出身的研究者并不是主流。柳田国男作为明治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旗手之一，1910年在《远野物语》前出版了《石神问答》一书。而他文学青年的活动也由此画上了休止符。 大正时代结束后，日本进入昭和时代。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日本开始重新评价传统的生活文化，并盛行将近代化的意义相对化的社会运动。下面，笔者以运动倡导者出生年份的顺序列举出他们的主要事迹。 （1）民俗：柳田国男（1875-1962），《远野物语》（1910），《民间传承论》（1934），《乡土生活的研究法》（1935）。 （2）民居：今和次郎（1888-1973），白茅会编《民居图集》第一辑（1918，民居调查最初的报告书）后来提倡“考现学”（1927）。 （3）民谣：町田嘉章（1888-1981），柳田国男《民谣的现在与过去》（1927），1937年开始利用町田式录音机采集全国民谣的新民谣运动“茶切节”等。 （4）民间艺术：柳宗悦（1889-1961），创刊《工艺》（1931），设立日本民艺协会，创刊《美与工艺》（1934），设立日本民艺馆（1936）。 （5）民具：涩泽敬三（1896-1963），设立阁楼博物馆（1921，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前身），《民具问答集》（1937）。 （6）民俗艺能：本田安次（1906-2001），柳田国男、折口信夫等人参与的“民俗艺术之会”成立（1927），设立日本民俗艺能会（初代会长，本田，1984） （7）民话：木下顺二（1914-2006），关敬吾《岛原半岛民话集》（首次出现“民话”一词，1935），《彦市说话》（1946），《夕鹤》（1949），“民话之会”成立（1952）。 柳田民俗学与上述各项民俗发现活动都有着紧密关联，可以说是民俗发现活动的集大成。柳田列举实例指出，在近代化过程中被忽略的，因认为其阻碍近代化发展而受到负面评价的农村、山村、渔村的传统生活文化是有存在意义的。 关于“民”的表述，不仅表明在近代化漩涡中重新评价传统文化的思路，也包含积极推动该思路发展的语感。民话研究者木下顺二，将动物报恩型、异类婚姻型民间故事“仙鹤报恩”作为题材加工创作重新书写，改编成戏曲《夕鹤》，并在故事中加入资本主义使人堕落的寓意。 下面通过民具的事例说明近代化与传统技术之间的关系。民具，是常民制作、使用的生活所需道具。日本粉体工程学的领导者，同时也是民具研究家的三轮茂雄指出，最新的粉体工程技术并不能超越使用石臼的传统碾磨工艺，因为最新式的制粉机产生不出破坏组织成分所需的热量以及提味的颗粒。实际上，高级的荞麦面、咖啡豆都是人工制成，或用石臼碾磨，或用木炭烘焙。这些都是民俗技术的应用。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祖先创造的传统技术并不会被近代的科学技术全面替代。今天这些与民俗有关的词汇，不再有“陈旧古老”，“憧憬过去（怀旧）”的语感。传统与现代，换言之在生活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之中，对连续性的信赖就是“民”的发现。“现在”是“过去”与“未来”之间架设的桥梁。生活在“现在”的我们改良从祖先那里继承的东西，并传承给子孙，这一志向是民俗学的大前提。不过现代社会的高龄少子化以及产业构造变化正在动摇这一前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