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华民族史是神的意志的实现过程，还是民族内部各种矛盾斗争的结果？历史学家“通古今之变”的求实精神，使司马迁深入地探寻中华民族史发展的深层原因，认识到人的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不应从天上去找，而应当注重人间。“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太史公自序》）礼义是道德规范的具体化，司马迁把它看作是天下兴坏成败的又一关键，“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礼书》）司马迁从宏观上把握中华民族史同天的关系，评论历史人物的成败时，否定天命，注重人事，是清醒的唯物论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居于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深层，有指导方向的意义。
改朝换代是最为复杂的历史现象，是多种社会力量尖锐冲突的结果，属模糊过渡问题。司马迁注重当代史的研究，当对秦汉兴起的原因不能完全清楚地解释时，便归之于“天”
《秦本纪》记述秦的六世君主如何励精求治，《秦始皇本记》载始皇如何任用人才、艰征战，方才平定六国，统一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楚之际月表》）肯定秦统一天下一靠德，二靠力，并没有天意在内。但当把秦与六国相比，便又发出疑问：“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六国年表》）这里的“险固便”指地理环境，“形势利”指国家形势，在肯定这两者对秦统一的作用外，又提出“天助”是更重要的原因。司马迁游历魏都古城，“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魏世家》）此两处的“天”，显然是超人力的某种力量，包含难以明言的因素。
刘邦为什么会胜利？答案同样是人力与超人力的交叉。司马迁指出秦和项羽的暴虐为自己准备了失败的条件，而刘邦的胜利则因为推行功德：“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子羽暴虐，汉行功德。”（《太史公自序》）刘邦总结自己胜利的原因说：张良、萧何、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高祖本纪》）司马迁赞同刘邦的总结，《高祖本纪》突出的中心就是强调人为，指出优化的领导集团的重要作用。但在另一些地方，又把刘邦的胜利归之于“天”，疑惑刘邦“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秦楚之际月表》）
秦的胜利、刘邦的兴起，对司马迁说来都是现代史问题，又加之是朝代的更迭，因之具有更大的模糊性。新时代产生的合理性植根于旧时代中，旧时代灭亡的因素寄托于新生力量的萌发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把它分得干净利索。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常常被偶然性所掩盖，使人难以把握。一因多果，多因一果，果又为因，使人眼花缭乱，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难以分辨。自身处于社会大变动之中，或者距离重大历史事件很近时，便愈难看清其全貌，把握其本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司马迁对秦汉之际许多问题解释不了时便归之于“天”，“天”并不完全是神，指某种难以解释的力量，其中包括历史的趋势这种因素。
五
《史记》之“天”很多时候包含复杂的道德观念和丰富的感情色彩。而当司马迁把自己的道德观念、感情好恶映射于“天”，使认识的对象包括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自身时，要对“天”这一对象加以明确的描述已不可能，因为主体和客体混淆起来了。
《伯夷列传》名为列传，实为议论文，中心是谴责天道不公，善恶不分。司马迁很为道德高尚而遭受厄运的人打抱不平，批判矛头指向了“天”。伯夷、叔齐都是善良的人，“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颜渊好学深思品德高尚，为什么却困死陋巷，“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多行残暴，为什么“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司马迁责问“天”，实际是责备社会不公正，抱怨美好的道德不能实现，而邪恶的人反而得到嘉奖。“天”成为批评的承受者，被赋予道德、公理的性质。
司马迁认为应该以德义取天下，不能靠杀人夺取地盘，更不能杀戮投降的人。他又以这样的道德标准衡量历史人物。如认为王翦之死，是个人行为违背道德规范而招致的必然结果。“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愉合取容，以至圽身。及孙王离为项羽所虏，不亦宜乎！”（《白起王翦列传》）蒙恬被赐死，愤愤不平，责问“我何罪于天”。司马迁认为他“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蒙恬列传》）！又认为“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故而“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韩世家》）。这里的“不亦宜乎”、“宜乎”指的是社会行为同其结果的必然联系，它与做人的准则、道德评价等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表面看来，它有因果报应的色彩，实则包含深刻的道德伦理意义，体现的是社会发展对人的行为规范的约束性。
司马迁对李广的悲剧命运寄予深厚的同情，通过李广对“天”的斥责表现自己对社会不平的无限愤慨！李广一生征战，“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却独不得封侯，他把这归之于命运，“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司马迁记望气者王朔的话，批评李广滥杀投降的羌人，“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因果报应背后隐藏着的还是道德伦理观念。李广因延误军期之罪而被迫自杀，临死对世道不平发出愤怒的谴责：“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李将军列传》）本来李广已“接单于兵”，立功封侯的机会到了，可是企图独吞大功的大将军却故意地“徙广部行回远”，故而“军亡导，或失道”。那里是什么天意。明明是强权者加给李广的不幸！“岂非天哉”饱含愤怒、声讨，矛头所向是皇帝和他宠幸的大将军，又那里有半点天命的影子！即使现在，人们感情强烈时，也常常呼天抢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原贾生列传》），这时的“天”就只是感情的寄托者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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