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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讨论司马迁“天人之际”思想的所有方面，也只需要分析其主要因素就行了。综上所述，其天人思想已展现出多层次、多因素的复杂性，各个元素之间或相互协同，相互支持，或相互抵销，相互渗透，是一个模糊集合。在不同层次、不同因素上是天命论或否定天命论的程度是不同的。语言变量“天人之际”的辞集可以读为
（天人之际）＝天命＋否定天命＋完全否定天命＋并不否定天命＋极端的天命论＋……＋人定胜天＋……＋基本是天命论＋基本不是天命论＋不是极端的天命论也不是人定胜天＋又承认天命又承认人定胜天＋人的意志决定天命＋……
＋号不是相加，只是表示相关。那么，司马迁“天人之际”思想该如何给以总体评价？如何评价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呢？
汉代秦立，到汉武帝时显示了全面的繁荣，展现了新生地主阶级的朝气蓬勃和生命力。地主阶级在斗争与胜利中深刻地发现了自己的力量，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对天的依赖减少了。建立了新的天人关系，天命观念进一步动摇，“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敢于直面人间现实，勇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创建新的世界，表现出空前的自信心。身为地主阶级一员的司马迁，受到时代精神的强烈感染，反映在《史记》中的是健康、向上的积极精神。就司马迁整个思想体系而言，是对人的肯定，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天人相分、注重人事是基本倾向，居于主导地位。这种倾向最明显地表现于对书华民族发展动力的探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司马迁天命思想集中表现在《天官书》、《封禅书》，以及《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篇之中。即是说，其天命思想主要在星历卜祝的层次上，而这些活动并不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更何况司马迁认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对此不乏轻视的意味。一些情况下，当对复杂的历史现象解释不清时，也笼统地归之于“天”。更多的时候，为了保存历史资料，或引用他人他书，因而良莠并存，给天神留下了地盘。整体地说，从《天官书》、《封禅书》到《伯夷列传》、《河渠书》等，司马迁的天人思想表现为一个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流动过程，两种史观相互渗透，但又明显地体现出离开天命论向否定天命论的过渡，其中心点接近否定天命。
“天人之际”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无限展开的极为广阔而复杂的概念，人们对它的认识是做为一个过程实现的。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所能达到的只是无数圆圈中的一个，都不能不带有过渡和中介的性质。而且，“天人之际”与其说是一个哲学问题，毋宁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它与人对自己改造自然能力的发现与开掘的程度密切相关。汉代的科学和生产发展的水平决定了当时只能对此问题达到比较表面、比较轮廓而笼统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的天人思想也不能不带有某种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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