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何看待、评估传统史学？是史学界长期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当前史学发展所迫切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事实上，人们在对传统史学作批判的继承时，往往对其真面目认识得并不清楚，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正因为此，我们今天在对传统史学重新反思的同时，完全有必要利用、借鉴前辈史学家们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以激发我们的理论思维，加深对传统史学的再认识。柳诒徵的《国史要义》便是这样一部不可多得的系统省察传统史学的论著，很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
柳诒徵（1880-1956年）字翼谋，晚号劬堂，江苏镇江人，是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柳诒徵早年撰写的《中国文化史》，可算是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①在搜集、整理文化史料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值得注意的是，柳氏不仅以史料见长，而且善发史论，宏通博雅，折衷至当，不乏真知灼见，其佳作当推《国史要义》。海外学者推其价值较刘知几《史通》与章学诚《文史通义》有过之无不及，甚至把它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相媲美，认为两书相得益彰，其异同得失，各有千秋，皆是近今史学思想的代表。②
二
《国史要义》写于1942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后期，当时，柳诒徵作为一个爱国史学家，出走沦陷区，辗转流亡至重庆，受聘为中央大学文学院研究导师，为研究生分别讲述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等十题，以后汇编成书。《史原》、《史权》二篇曾于1945年在《文史哲季刊》上发表，《国史要义》作为大学用书，于1948年2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柳诒徵一生治学，以昌明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坚决反对那种对传统文化自暴自弃的民族虚无主义，特别是在“国力不振”或国难当头，民族自卑心理自扰之际，尤能激发起他高度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国史要义》正是在这种“表章国光”的思想指导下，通过考镜源流和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强调国史的优越性，揭橥国史的民族性，寄托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传统史学异于世界其他各民族史学的特质、原理及其意义究竟是什么？《国史要义》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内省和反思。柳诒徵认为，首先要把中外史学异同置于中外历史的比较中去分析考察。他说：“今之论史者必求史事之背景，论史学而不知史学之背景，亦已自违史律矣”。③他对中外历史的各自渊源和背景，有着比较透彻和确切的理解，所谓“任何国族之心习，皆其历史所陶铸，唯所因于天地人物者有殊，故演进各循其轨辙。吾之立国以农业、以家族、以士大夫之文化，以大一统之国家。与他族以牧猎、以海商、以武士、以宗教、以都市演为各国并立者孔殊”。④因此，他族“文人学者，自为诗文，或述宗教、或颂英雄、或但矜武力而为相斫书，或杂记民俗而为社会志。其体系本与吾史异趣”。⑤“吾民族之兴，非无武功，非无宗教，非无法律，亦非匮于物质，顾独不偏重于他民族史迹所趋，而兢兢然持空名以致力于人伦日用。吾人治史，得不极其源流而熟衡其利弊得失之所在乎”。⑥
有比较才有鉴别。《国史要义》据此对传统史学特有的理论形态和历史源流，提要钩元，探赜索隐，作了深入系统的论述和总结，正如柳氏自述其书内容“钩稽群言，穿穴百氏，根核六艺，渊源官礼，发皇迁固，踵蹑刘章，下迨明清，旁及域外，扶擿政术，评骘学林，返溯古初，推暨来叶”。⑦下面择其要点分别述评。
1.关于传统史学的特质
《国史要义》首先揭示了中国史学的政治性特征及其缘起。柳诒徵认为，“史，记事者也”，是为通义，吾国与他族之史皆记事也。而“史掌官书以赞治”，此为吾史专有之义。“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视他国之史起于诗人学者得之传闻述其轶事者不同”。⑧古代史籍兴于史官的记载，“史官掌全国乃至累世相传之政书，故后世之史，皆述一代全国之政事”。⑨因此，吾史之特详政治，观史之起源可以知其故矣。史学源起政治，同时又对政治施加影响，“知政必知史，必知史而后知政”。柳氏由此论及所谓“史权”。他追溯周代五史职掌，认为史官的地位和职责甚尊，史之权威可以对臣民发挥宪法的效力，更能限制君权，如“心率旧典”就可以“据法以相绳”。当然，时移势异，“古史之权由隆而替，古史之职亦由总而分”，史职和政事渐渐分离，其保有史名者，只为记述执笔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历代内外官制虽名实贸迁，沿革繁夥，其由史职演变者乃特多”。⑩如由周代中士下士之御史，演变为御史大夫中丞；秦以御史监郡、汉由丞相遣史刺州，遂演为刺史州牧之职；魏晋及唐的中书、尚书、门下三省，宋、元及明的中书省，至明中叶及清初为殿阁大学士，直至清雍乾为军机大臣者，皆由内史演变而成。柳诒徵由是系统考察了古代官制嬗递，分析了史职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引申出“历代内外重要官制，皆出于史”的观点。他说：
“上下二千年，或以史制相，或以相领史，及史变为相，复别置史，而史又变为相。故二千年中之政治，史之政治也。二千年中之史，亦即政治之史也。子母相生，最可玩味。而其利弊得失，亦复循环相因”。（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