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二千年之史，即政治之史”，似老生常谈，但“二千年之政治，史之政治也”，实发前人所未发。这段文字辨明了史与政二者相辅相成，相生相因的微妙关系，是很耐人寻味的。
对于传统史学的政治性特征，史家多有论述，诸如二十四史实二十四姓之家谱；二千年之史皆言治乱兴亡之由，实为皇帝的政治教科书云云。但这些论说都未能从源及流，明于史源，只是触及到传统史学资政性的外显表征，而没有进一步分析之所以然，因而缺乏较强的说服力。柳氏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史学的政治性并不作一般的是非评判，而是探本穷源，对中国史学的政治性特征作了认真细致的历史考察，并且进行中外比较，究其民族特点，论证了传统史学的政治性有其特殊的民族土壤和存在的历史合理性。特别是他对史官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甚至影响到历代官制的兴替的看法，是别识心裁的。从章学诚、龚自珍到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夏曾佑皆有我国古代学术出于史官之说，柳氏则独具慧眼，窥及前人所未到处，乃进一步指出我国古代官制皆出于史（12），这对我们认识传统史学政治性的深层结构，是不无启发的。
其次，《国史要义》指出传统史学以礼为核心的实质。正如政治性是与史俱来，为传统史学的根本，柳诒徵同时认为中国史学“尤有一中心主干，为史法史例所出，即礼是也”。（13）不仅史法、史例要必本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礼，以定其是非；史书著述形式本于礼，如班、马史之书志本于官礼，而且史家全书之根本皆系于礼。他说：
“何其视礼之隘也。夫本纪世家何以分，分于礼也。封爵交聘何以表，表以礼也。列传之述外戚、宦官、佞幸、酷吏、奸臣、叛逆、伶官、义儿，何以定名，由礼定之也。名臣、卓行、孝友、忠义，何以定名，以礼定之也。不本于礼，几无以操笔属辞”。“故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14）
他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强调以礼为准则，并非史家的主观决断，而是合乎天道人伦的一种精神表现。
这里所指的礼究竟是什么呢？显然是儒家的“纲常名分论”，所谓贵尊卑、等秩序、序亲疏，“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即柳诒徵所说的“史出于礼，即以道德纲纪天下”。我们知道，礼，实际源于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由氏族社会产生的宗法观念，在封建时代演化成“三纲”“五常”等一整套纲常礼教，构成封建时代人际关系的准绳，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史学自然也不例外。柳氏的论述触及到了传统史学体系的较深层面，把史学置于儒家文化的背景中去分析，且不论他的出发点如何，确实点出了中国封建传统史学是以儒家礼义名教为核心的实质。
2.关于传统史学的原理
《国史要义》一是阐发前人德识论，发展了古代史学家的传统史学思想。唐代刘知几说史有三长：才、学、识。清代章学诚复著《史德篇》，要求史家“养心术使底于粹”，近代梁启超也对史德有所阐释。而柳诒徵对史德的看法则更有深意，他认为章氏论史德本末不明，易使学者误认平时不必修德，而临文乃求其敬，梁启超等人解释章氏史德论，又皆就史言德，似乎不欲为史家，即无须修德。柳诒徵在前人史学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史德论说：
“故治史而不言德则已，言德则必究德之所由来，及其为用之普遍，而非曰吾欲为史家始不得不正其心术。知此，则学者之先务，不当专求执德以驭史，而唯宜治史以蓄德”。（15）“道德观念由史而来，而人之尚德不专为治史”。（16）
他非常推崇古代昭信核实，存信阙疑的史德传统，说：
“吾国圣哲深于史学，故以立德为一切基本。必明于此，然后知吾国历代史家所以重视心术端正之故”。（17）
因此，他的史德论似又针砭专以考据怀疑之术治史者，“将史实因之而愈淆，而其害于国族也亟矣”。他站在维护传统的立场上，反复申陈：
“宜求古人之善而友之，非求古人之恶而暴之，或抑古人之善而诬之。”“所谓爱而知其善，乃真史德也”。（18）
在《史识篇》中，柳氏认为刘知几、章学诚、梁启超、刘咸炘（19）诸家史识之说皆各述己见，不得要领。他论史识，不仅仅理解为史家修养，而是沿流探源，指出识生于心，而史为之钥：
“学者识力，大都出于读史。苟屏前史，一切不信，妄谓吾之识力能破传统观念之藩，则事实所不可能也。或袭近人之言，或采异域之说，亦即秉遐迩之史，以为创新之识，隐有其传，非能舍史而得识也。语曰温故而知新，苟非以故谷为种，何能产新禾之苗乎”。（20）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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