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需求是指历史学家内部的需求，它是历史学家之间交流信息和成果，共同提高历史科学研究水平的主要渠道。在古代，专业的历史学家有限，大部分有成就的历史学家都是身居要位的政治家，所以专业的需求并不突出。象二十四史以及《资治通鉴》等大部头的历史著作，主要的读者对象并不是历史学家。如果说有的话，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可以勉强算得上。而现在由于专门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人员已形成一支独立的队伍，而在政策上我们又十分强调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而比较忽视社会效果，因而大部分的历史著述都专业性很强，只是满足历史学家内部的专业需求。这种供需中自我服务性质的强化，是历史研究脱离实际的一种主要表现，也是“危机”感的主要来源。
历史科学是一门基础科学，它的研究工作常常为其它科学的发展提供素材和资料，所以满足其它科学发展的基础需求，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特别是在当代科学综合化发展的趋势下，任何学科要想得到发展和有所突破，如果研究者没有敏锐的历史感和深厚的历史理解能力，缺乏历史的分析和思考智慧，是很难有所成就的。在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把学习《春秋》（历史）作为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大量历史著作的撰修，也为其它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象天文、地理的发展，文学艺术的成就等，就无不与历史科学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现在由于强调历史科学专业化的发展方向，除了一些历史科学的分支如文学史、哲学史、自然科学史等与其它有关学科的发展密切结合外，历史科学为其它科学提供的研究基础远远不能满足要求，特别是缺少一些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的角度对历史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以为其它学科的发展提供基础性的工作。
普及的需求比之专业和基础需求来，有更广泛的群众性。因为专业和基础的需求，一般说来还局限在科学、艺术、政治与军事家中，是一种较高层次的需求；而普及的需求则主要是满足广大群众对历史知识的了解，它与精神需求有相当大的重叠。普及的需求要求历史知识的通俗化，要有可读性，能吸引广大对历史并无特殊爱好的读者，使他们在听读历史著述中，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得到知识的满足。中国古代从孔子到朱熹，在普及历史知识、促进历史知识的通俗化中，都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孔子的《春秋》和朱熹的《纲鉴易知录》，在当时都是比较通俗的历史著作。在现代如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吴晗的《朱元璋传》等，都是历史著述通俗化的力作。特别是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和外国的两套“历史小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上更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有一部分历史学家并没有对历史的普及需求予以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一些教学和单位不把好的历史普及读物列入科研成果，更打击了历史学家的这种积极性。因为历史学家不能满足社会的这种普及需求；因而一些以历史为题材但又严重歪曲历史的历史通俗演义、历史小说等就在社会上广为泛滥，这是对历史学家不重视普及历史知识的惩罚。
二、历史研究中过分强调政治需求造成的逆反现象
社会对历史研究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这正是历史科学不断发展和繁荣的主要动力，也是历史科学的活力所在。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进行必要的分工协作，以满足社会各方面对历史的需求，这也是历史学家这支队伍得以稳定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社会对历史的需求虽然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但是具体到某一个时代，各个层次和方面的需求并不总是平行并列的。由于各个时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和不平衡性，某些方面和层次的需求常常会有所突出，而另些方面和层次的需求则受到压抑，这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常出现的普遍现象。一般情况下，某一方面需求的突出和另一方面需求的受抑制，总是在不断地调节和变化着，如果这种调节机制受到破坏，某一方面的需求长期处在突出的地位，而另一些方面的需求则长期受到压制，那么历史科学的正常发展就会受到破坏，从而出现畸形和变态的发展。
从中国历史上看，历代统治阶级都很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所以政治的需求常常被放在首要的地位。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通古今之变”，他认识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⑥的道理，可见他是很重视政治需求的。宋神宗对司马光著的《资治通鉴》的评价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所以才赐名《资治通鉴》⑦的，其政治需求更为明显。虽然如此，统治阶级也并不总是过分地强调政治对历史的需求。除了在每一次大规模的战乱之后，新建的王朝为了总结前朝失国的历史教训，而在一个时期特别强调政治的需求外，对其它需求的压制一般不会持续很久。比如说精神需求的方面，一个新建的王朝往往也在立国之初，强调用历史的教训培养和教育新涌上台的大批官吏，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象三国时关云长的读《春秋》，吕蒙的学《史记》、《汉书》，明初朱元璋经常与大臣们讨论自己读《史记》、《汉书》的心得，都是通过读史书提高了自己的政治素质的事例。在唐朝安史之乱、北宋神宗和明朝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危机比较突出，所以当时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寻求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一时成为大家研究的重要课题，因而这时满足经济的需求又比较突出，象杜佑的《通典》就是代表作。杜佑一直任水陆转运、度支、盐铁等方面管经济的官，生在唐朝安史之乱前后由盛转衰的时期，他想通过对历代经济典章制度的研究，寻求“富国安民”之术，因为“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⑧，想为扭转唐朝的经济从历史中找到经验。只是到了清初，由于比较长时间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统治者对通过修史来影射和反对现实很敏感，历史的政治需求长期都很突出，因而抑制了其它的需求。“乾嘉学派”正是这种压制下的畸形产物。
到了近代，中华民族的一批先知先觉的人士，为了反对清朝的腐败统治，也为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都特别重视利用史学的武器，所以历史的政治需求又长期处于突出的地位。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就用进化论的观点写了很多有关历史的著作，抨击了封建主义，宣传了资产阶级的一些思想和主张，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章太炎在《历史之重要》一文中，甚至提出了“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国家”的主张，说自己“提倡读史之志，本为忧患而作”。他们把研究历史和救国救民密切联系起来，这正是当时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际的直接反映。“五四”运动之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介绍了很多西方的革命历史著作。三十年代开展的那一场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把历史的研究和社会的革命紧密联系起来，更加突出了历史的政治需求。在政治需求的推动下，涌现出的一批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研究重点都放在政治的需求上。象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是政治性很强的历史著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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