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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阶层阶级间传播研究。这主要是对同一文化系统中不同层次文化间传播和交流所进行的研究。任何一种文化，都可分为上层和下层两部分，上层是社会精英集团、知识集团和统治集团所拥有的文化，下层是一般民众所拥有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群众观念、心理、意识方式的差异是这两部分的主要差异。上、下层文化是一个相互交流、相互转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信息的传播过程。对这一传播过程，我们可从一些具体现象的研究入手，如书籍刊物流行状况、内容变迁、读者群分析；宗教信仰的阶级阶层差异；生活习俗的上下层差异等。上下层文化传播还与区域传播有关，如城市与乡村、城市富人显贵区域与贫穷区域等都是不同文化层次的区域分布差异。上下层文化常表现为阶级间文化的差异，但同一阶级的不同阶层也存在文化差异，甚至不同职业也会有不同文化（如官僚地主与乡绅地主、农民与手工业工人、商人等的差别），这都需要仔细研究。阶层阶级间文化传播研究是理解社会和文化的构成、演进的重要方面。忽视了这一点，便会忽视文化的丰富性和差异性3.文化整体的历时性传播。这是对文化的延续机制和传统的形成机制的研究。文化延续在本质上可视为文化信息的历时性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并不主要表现为人类实践产物的积累：只有建筑、工具、文学艺术品、典籍书刊的文化还是中断的、死的文化；而活的文化却主要表现为以语言、文字、行为举止等为媒介对人类实践方式的传播。教育是这一传播的主要途径。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教育是文化延续最基本的单位。这里的教育是广义而言，即家庭长辈对幼辈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教诲、示范过程。家庭教育不仅是知识性的，更重要的是对下辈群体观念、意识、日常行为举止的教育和熏陶。家庭间的差异从整体而言是文化层次的差异。家庭研究在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中占有重要地位。除了家庭教育外，社会教育系统则充当着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职能。对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也是我国史学界要充分注意的。社会阶级、阶层、集团也对这些阶级、阶层和集团中的成员进行定向性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文化的延续不仅依靠社会的和家庭的教育体制，还同时依靠社会选择体制（如职业选择、官员行政人员选择等）来保证。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便是这样一种体制，它在保证官僚行政体制文化的政治维持体制统一性、持续性的同时，制造着成为政治文化延续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文化的历时性延续还依靠社会惩治功能对文化信息的偏差进行纠正，其具体表现为法律、道德舆论等力量对违背传统和文化基本原则的成员进行惩治。社会性的鼓励的惩罚是社会使其成员接受其合法性、权威性同时也是文化同一性的手段。“专政”、“国家机器”这些概念从文化研究角度看显然有了新的含义。法国史学界认为诸如“疯子”、“精神病”等概念并非只具有病理学的含义，还具有特定时代的含义。至于“罪犯”更是一个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理解的概念。（16）弗洛伊德心理学从一个侧面探讨了文化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心理塑造，也给我们以启示。
    从历时性传播看，文化可以说没有延续机制含义上的断裂，只有在延续过程中的不断局部变更以及在这种变更积累基础上文化结构的更新。同一文化系统演进中的不同文化结构变更序列仍有其前后相继的传统联结点，所谓“文化断裂”应是指文化传统的丧失或文化本身的湮没，而非指仅仅政治、意识形态等表层文化的变化或文化的结构性变动，因此这种断裂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可能发生：1.外族入侵而发生的种族灭绝（即内体消灭）；2.发达文化对不发达文化的整体同化。我国学术界和一些海外学者所提出的近代中国文化的断裂概念，在笔者看来只是上层学术文化及意识形态部分的急剧变革而非中国文化整体的断裂。文化的历时性传播也会发生信息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发生信息丧失和添补的现象，这就表现为文化传统的变异和更新。这种变异、更新的根本原因是特定文化所处社会环境和条件的变动。这种变动可由内在的（生产方式更新等）和外在的（异族文化挑战等）因素单独或联合作用引起。在历史发展中，每一代人都会面临新的问题，都会在既有文化的基础（传统）上作出新的选择，但真正的文化结构性大变动则常常发生于内外条件、环境的急剧转变时期。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展开的。人们对文化传统的革新既是无意识的又是有意识的：在生产方式、日常生活方式、群众观念意识方式等层次，文化传统的革新常表现为人们对各种条件和问题作出能动的改变和适应，这是整体无意识的；但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层次作为经济基础变更或文化挑战的反映，却常采取有意识的反应。在革新过程中，各种思潮、观点冲突的出现毫不奇怪，都反映着人们对改变传统、建设新文化的看法。同时，保证文化延续的各项机制都仍在发生作用，因此革新过程总是充满曲折和反复，加之各阶级、阶层在革新中的利益得失冲突，更加剧了这反复和曲折。
    从上述各方面来看，文化研究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工程，其中每一层次和方面，每一因素都相互联系、相互说明。对于历史学来说，文化研究是一个研究的角度和途径，并不构成一个特殊的单一领域。从这一角度和途径出发，历史学将对历史有更为深刻的说明和更为全面的解释，但同时，文化研究也对史学学科能力提出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