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竞红:国家政治现代化与新型民族关系建构(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2:11:21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周竞红 参加讨论
二、新型民族关系建构的历史探索：政治生活和观念转变 对于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而言，民族现象的彰显直接源于社会现代化演变的历史选择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正是这一进程将分布于中华大地广阔空间的众多文化差异性群体置于一个谋求革新的政治探索和现代化政治建构之中，东西南北中各区域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和社会生活缓慢变迁的状态被全面打破，在王朝国家政治系统中运行千年的“天下”中国在数十年间被纳入一个依据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构建的新型“国家”建构中，主权、宪法、民主、平等、民族等一系列源于外部的世界的观念被赋予新的内涵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新理念。社会生活在与新型“国家”政治建构进程的互动中开启重置或重构群体关系探索进程，那些在王朝政治运行中“五方之民”后裔，社会生活中一般称为“某某人”的群体随着“民族”观念的传入和在“革命”事件和目标中的运用，群体关系形态也不断转化，“民族”作为源起于西方社会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特有经济关系的相关理论和观念在国家政治现代化追求中植入中国社会，并在政治生活中成为社会权利边界划分的新理念，清末民初这样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五方之民”之裔所效忠的共主——皇帝“大一统”政治在“民族”革命中被裂解，随后达成的“五族共和”政治则将在各种政治力量推动下行将分化的“大一统”国家政治纳入军阀政治体系，并正式提出民族平等原则，“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4]，使民族平等理念得以不断被宣示和认知。然而，“五族共和”并未真正实现，正如当代的人所评论的：“满人说汉族欺侮他们，蒙人说只是一族共和。当初辛亥革命的成功在哪里?哪里来的所谓‘五族共和’?”[5]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曾将教育与“五族共和”目标实现结合起来，指出当时社会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缺陷，即：“武力派和殖民派有一个根本的错误，这错误就是他们忘记了中华民国是一个五族共同的国家。他们不把五族通盘打算，只是在那里为一个民族打算。他们都是站在一个民族的地位上着想。凡是只为自己而不为别人打算的，一定走不通；推到极点，不到五族共争不止”[6]。总之，直到民国初年，在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强大国家的侵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动员等外部社会影响与内部社会结构变迁交互作用下，“民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演变的重要变量之一。至此，王朝国家时期的王土在观念上已转化为领土，王臣则转变为人民，“共和”包容“五族”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也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国家政治现代化追求中的重要社会成果。 政治现代化进程使得清末民国时的民族建构呈现国家和中华民族两个层面，有学者指出两者间的关系与区别为“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和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前者是政治性的，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现代的法律政治体系。后者是文化性的，所要打造的，是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经验上的统一国族：中华民族”[7]。需要指出的是“五族共和”时期追求的“中华民族”已非辛亥革命中的狭隘含义，而是包含着各个族裔层面的民族群体，即一般所称的“大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经验为各族裔的“一统”奠定了历史基础，但是，差异的相互包容和良好的处置才是最终达成统一的根本，因此，大中华民族的建构过程如何在共同历史文化经验基础上有效包容差异变得更具重要性。可以说，百年前“五族共和”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各族裔群体在“民族”的知识谱系中被识别的基本历史语境和政治架构，抗日战争则进一步形塑了这一历史进程，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可见，中国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与大中华民族建构进程相伴随，同时，在国家大中华民族建构过程中并非普遍出现“各族其族”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实践，王朝中国政治生活中曾经共为臣民的“五方之民”，在国家政治转型和社会生活变迁中，在“华夷之辨”或“非我族类”传统族类区分观念与种族-民族观念交杂影响下，向“五族共和”“一体”包容转变，进而使“统一的多民族”王朝国家转化为统一的多民族主权国家，形成在“多元”一体格局中谋求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态势。 国家政治现代化在传统与变革双重影响中重置历史上的族际关系，民族民主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引入，使族际关系新理念——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得以强化并在政治生活中得以逐步实践。中国社会政治现代化进程使民族解放话语在两个层面展开，面对国际社会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特性，面对国内社会的少数民族特征。不论是共和时期的“五族共和”或国民党的“扶持国内弱小民族”发展，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追求，都是在批判王朝中国时期“华夷之辨”、“非我族类”等思想观念和摒弃王朝国家时期“藩属”待遇，使中华民族“多元”族际关系在逐步适用新原则、新理念基础上不断调整。由此，中国社会从理论、制度选择上否定了辛亥革命中曾盛极一时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论在国家政治现代化中的适用性，从历史大势来看，正是现代化政治追求推进了王朝时期“大一统”政治的历史遗产直接转化为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资源。中国共产党在其早期追求民主革命实践目标之时，逐步认识到少数民族社会的实际，并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和社会资源，谋求团结各民族有识之士，在创建统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尊重各民族平等权益。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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