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左传》成书在前386年之后。先说内证。首先，如何理解“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成子于陈完既然为八世，又正好专齐姜之政，传文为什么还要说八世“之后”？如果“莫之与京”仅指“成子得政”，彼此岂不相左？其实，“之后”二字是把十世、十二世都包括在内的。有人指出：“‘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非特指‘八世’，而包括‘之后’，也即包括成子得政至田和篡齐这段时间的事。因此不能说田和代姜是作者未及知道的。”（21）这个批评很中肯。有齐国，做诸侯，才是真正的“莫之与京”。其次，如何理解“代陈有国”？陈为诸侯。陈完子孙不做诸侯，就谈不上“代陈有国”。有国，可以释为专擅国政，也可以指做诸侯。《尚书·吕刑》“有邦有土”（《墨子》引“有邦”为“有国”），蔡沈集传：“有邦，诸侯也。”“有天下”是做天子，“有国”就是做诸侯。“有国”与“代陈”相连，只能是指陈亡之后，陈完子孙代齐为侯。卦“遇《观》之《否》”，《观》、《否》下位经卦都是坤，坤为土，“于是乎居土上”，“著于土”，这不是着意影射“有士”为君的意思吗？至于左氏只说“成子得政”，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左氏好奇，他对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亦即对“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这样的巧合很感兴趣，所以特意点出，以昭示卜筮的灵验，至于“得政”以后，因为已有“八世”二句，也就不言自明了；二是，左氏虽然好作预言，未尝不通过卜筮、书中人物或“君子曰”说出，成子得政尚在春秋末年，他可以说明，至于陈氏为侯，已入战国九十年，如果通过他的口直接说出“十二世有齐国，为侯代姜”，那就违背了他的常例，而且立刻暴露了他所处的时代，使一大批预言都失掉了神秘性。我们不应当对左氏抱有这样的期望，也不应当因为他没有点明陈氏为侯而产生误解。第三，哀公十五年仲由对陈瓘讲的话，宜分两点看：（一）那不过是仲由为鲁国游说的一段辞令，意在劝说陈成子“善鲁以待时”，注意力向内而不要对外，不能由此论定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二）不能认为左氏为作预言而改动了相关的所有史料，仲由不知道身后的事，他不敢肯定陈氏一定代齐，很符合他的实际。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说齐国：“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昭公六年叔向对子产说：“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这些话都与其他预言和后来的事实相抵触或有出入，我们不应当因为这些原始史料而错认了左氏的预言。
下面列举外证，看看《左传》作者究竟有没有看到和看到多少前386年以后的历史事件。首先证明《左传》成书不能必保在前386年之前。其一，定公九年，阳虎奔晋，适赵氏。仲尼曰：“赵氏其世有乱乎！”《四库全书总目》说：“后竟不然，是（左氏）未见后事之证也。”其实这是十分灵验的预言，只要一翻《史记·赵世家》就可以知道：简子之世，有赵稷之乱，范氏、中行氏围简子于晋阳；襄子之世，知、韩、魏再围襄子于晋阳；献侯之世，桓子逐献侯自立，桓子死，国人复立献侯；烈侯之世，有武公之乱（22）；敬侯之世，有武公子朝之乱；成侯之世，有公子胜之乱，又有公子緤之乱；肃侯之世，公子范袭邯郸；武灵王、惠文王之世，有公子章之乱，公子成、李兑饿杀主父（武灵王）。自前497至前295二百年间，赵氏传九世乱九次，真正是“世有乱”。《左传》成书诚然不会晚到前295年，可是有谁能肯定，作者说这话时必定在前386年（赵敬侯元年）之前而不会在其后呢？其二，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活人殉葬，传文说：“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秦穆公死后，仅据《左传》记载，秦伐晋即不下八、九次，左氏为什么却要说秦“不复东征”呢？这大概只能有一个解释：人们亲眼看到的东西永远比听到、读到的东西印象深刻。左氏这样说和他所看到的秦、魏形势有关。秦自躁公至出子二年（前442--前385），有一段衰落时期，外有义渠、蜀、魏的威逼，内有频繁的篡弑易君之乱。试看：躁公二年，南郑反。十三年，义渠来伐，至渭阳。十四年，躁公卒，立弟怀公。怀公四年，庶长晁杀怀公。简公七年，魏尽取河西地。惠公十三年，蜀取南郑。出子二年，庶长菌改迎立灵公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23）。所以秦孝公说：“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24）献公虽然安定了君位，立志图强，但“不复东征”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前四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而与秦成为鲜明对照的是，秦的东邻魏国这时正是长足发展的时期。前419年，秦、魏开始争夺土地，前408年魏完全占有秦河西地，前406年魏灭中山。魏文侯敬礼贤能，变法图强，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乐羊等，魏国大治，成为战国前期第一强国。姚鼐说《左传》作者“于魏氏事造饰尤甚（25），肯定就是因为他亲眼看到了魏国的发展和强大，又目睹了秦国的君臣乖乱和自顾不暇。既然自前五世纪后期至前四世纪六十年代中叶秦都处于不东征的时期，有谁能肯定，左氏说秦“不复东征”，必定在前386年之前而不会在其后呢？
下面证明《左传》成书必定在前386年之后。襄公二十九年、昭公四年两次预言“是其（郑）先亡乎”，“郑先卫亡”。至周烈王元年（前375），郑国果然先于卫等很多诸侯国而灭亡。试想，如果不是作者看到郑国灭于韩，襄、昭之际的人怎能预知一、二百年以后的事？又为什么预断得这样灵验？《左传》中的预言几乎无不“其应也如响”，连主张左丘明作《左传》的《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也掌握了它的秘密：“预断祸福无不征验，盖不免从后傅合之。”这是理解《左传》的一个诀窍。上述十家中之所以有五家把《左传》成书年代的上限定于前375年，原因即在于此。这是证据之一。
卫国直至秦二世时才灭亡，而《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昭公四年又说：“郑先卫亡”，预断卫国继郑之后在前330年前后灭亡，这是不是作者“信口开河”呢？不是，这是因为严重的外患内忧，使卫处于危亡关头。赵成侯三年（前372），赵攻取卫之乡邑七十三。十年（前365），又攻取卫的甄（26）。赵在卫西北，甄在卫都濮阳之东，赵攻取这样大片的土地，就在西、北、东三面包围了卫国。（前354年，赵攻取卫的漆、富丘，又在南面截断了卫与魏的通路，迫使卫朝赵，导致魏救卫，次年齐又救赵。这时的情况，估计左氏未及见之。）这时在卫国内部，子南氏专权，卫君处境岌岌可危。《竹书纪年》说，子南劲朝魏，后梁惠王“命子南为侯”，《韩非子》更说子南劲“弑其君”而“取卫”。子南劲就是取代卫成侯（前361--前333）的卫平侯，所以《荀子》称成侯为亡国之君（27）。左氏并没有看到前333年子南劲取卫（说详下文），但他因为看到前365年前后卫国内外所呈现的危势，才敢于断言“卫亡”的。当时因为郑亡不久，所以就说“郑先卫亡”了。这个“卫”不是指亡于秦二世时的子南氏的卫，而是以卫康叔为始封君的卫。由此可见，传文的预言在当时确有征象为据，事后的发展也果不出其所料。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前386年之后，足证《左传》成书不可能早于陈氏代齐。这是证据之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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