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随着历史认识的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决不外在于日常社会生活。不论社会变革最终爆发的形式和烈度如何，事实上它的爆发力量和变动趋向，早在社会生活的一般进程中缓慢聚积着和体现着。传统史学格外关注历史事变的最终结果或重大的事变本身，而相对漠视事变酝酿、孕育的不经意的历史过程。新时期的社会史则相反。与以往的历史著述侧重于政治事件不同，社会史研究密切关注的是同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诸如民俗风情、历史称谓、婚丧嫁娶、灾荒救治以及衣食住行等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历史演变，这使得历史学研究内容带有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第三，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崛起伊始，就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着力于人口问题、灾荒问题、流民问题、社会犯罪等专题的研究，试图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并借以强化史学的社会功能。
这三个重大转折，标志着历史学的研究内容面向了社会。当然，史学研究主题的转换，既是对传统史学模式反思的结果，更是时代发展要求所致。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巨大变革，导致人们生活内容的深刻变化。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时代，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化程度使得个人的力量--即使是杰出人物--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相对弱化，因而人们的视线逐步离却“英雄”而移注于“民众”或“群体”。同时，在迅猛发展的社会中，人如何适应社会，人的社会化问题，以及社会发展中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也愈来愈成为人们生活中最为紧迫的课题。这就逼迫着史学家不能远离社会，脱离时代去从事“上层”、“宫廷”式研究。因而，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的兴起，既是当代社会对史学的一种时代呼唤；也是史学对时代要求的一种自觉回应。
当现代社会--时代的要求在历史科学认识领域中得到确认后，随着一些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研究课题的不断提出、不断选择、不断精确，就逐步形成了区别于以往史学研究内容的新的体系、新的范畴、新的视野--这就是烙印着强烈时代感的社会史。社会史源于社会，源于时代。正是当代社会不断涌动着的活的生活内容，构成了历史学新的内容，产生了以社会生活为主体研究对象的“社会史”。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史”是历史学走向社会的必然结果。这是它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
走出传统史学的视野之后，社会史确曾展示了它领域宽阔的独特优势。社会史具有既深且广的研究领域，从广度来看，它涉及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风俗、社会群体、社会功能等；从深度来看，近期的社会史有一种与普通人休戚相关的意识，它涉及到诸如社会流动、家庭婚姻、社会犯罪、大众文化以及巫术迷信一类深层次的社会生活内容。而且，由于社会史是跨度大、范围广、内容多的综合性新兴学科，它诞生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相互渗透之中，具有高度的开放性特点。因此，社会史在发展过程中，围绕“社会”这一主题不断与其它学科进行整合，形成了一批附属于社会史的亚学科，如人口史、婚姻史、妇女史、家庭史、灾荒史、风俗史等等。社会史学科群落的不断形成和发展，从研究领域上展示了它所独具的诱人的发展前景。然而，正象有些学者所特别强调的那样，“新课题最多只能提供变革的外在形式，而变革的成功与否，将最终取决于用什么样的内涵去赋予课题以新的生命，显示其社会史的意义”。否则，“简单地移植新课题，已经有迹象表明，很可能变成罗列奇风异俗、陈规旧习的民俗展览”（王家范《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从宏观的学科理论高度来审视近十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现状，不能不承认，这距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学科的基本要求还相差甚远。
首先，近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现状及其特点，主要表现在更多地侧重于研究领域的开拓和课题的提出，却忽视了对于学科体系和基本规范的理论建设的研究。社会史在近几年内的确获得了迅速发展，各种专题社会史如人口史、妇女史、秘密社会史、社会生活史、家族史、服饰史、饮食史、灾荒史等均有大量论文和著作问世，社会史研究显示了领域极为广阔的学科优势。而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却相形见绌，显得清冷沉寂，不具声势。不仅没有系统的专著出版，就是宏观理论体系探讨的文章也不多见。由于“社会”概念的过于宽泛和多义，史学界很多学者采取一种回避态度，强调“目前社会史研究刚刚起步，不宜过多地去考虑构建体系和框架”问题。因而社会史理论研究与专题研究形成了明显的两个极向：即理论研究的滞后和专题研究的分散。作为一门新学科，如果不能建立起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比较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它的发展前景自然会令人焦虑。因为专题研究并不解决学科理论体系问题，系统的社会史也绝不是各门专题社会史的简单结合。由于宏观学科理论研究的滞后，社会史研究缺乏最基本的理论规范的制约和理论引导，从而导致专题研究呈现出离心的偏向。
大量的专题研究成果，相互之间缺乏学科上内在的联系和共性，不能以一个独特的相对独立的学科获得学术界的真正认同。因而，有人认为许多“社会史”的成果，只是贴上了社会史的标签，而同传统的史学成果并无差别。
其次，由于学科自身理论建设的不足，在社会史研究发展过程中，人们遂大量地借用社会学理论、概念、范畴、方法，使旧有的史学理论体系陷入“失范”状态，而新的理论、范畴并没有在史学学科意义上进行科学的体系化的整合，新的“规范”并没有形成。有些学者在社会史研究中简单地移植社会学或人口学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中的“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概念同“人口”概念相等同，从而把“人口”作为社会结构的主要因素，使“人口”在社会结构中同阶段、阶层、宗族、家族、家庭等社会关系范畴处于同一层次，导致了基本理论范畴上的疏失。在社会史理论构架上有些学者也大体照搬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把动态性的社会史纳入一种“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功能或社会意识”的简单社会学理论体系中，使社会史逐步演变为社会学的历史投影，从而导致社会史史学特征的失落。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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