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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问题的提出关键在于它的尖锐性。它再度提醒热衷于专题社会史而回避宏观学科理论建设的社会史学者，社会史学的命运及其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主要不在于专题研究成果的多少，而取决于是否有独特的较为系统成熟的理论体系。
    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及其定义尽管分歧犹存，但它毕竟有着大体可以把握的内容。在社会史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新的范畴、概念、方法也大量从其它学科涌入，如何在特定的学科定义下，对引入的新理论加以学科整合，建构成比较系统的规范体系，作为引导社会史发展方向的内在因素，从而对各种专题社会史的发展形成中心引力，应该成为社会史学家们的终极关怀。
    总之，社会史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关乎着社会史学科发展的前景和命运。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根本不能够疏离其理论体系的探讨而存在，而发展。尤其在学科体系高度开放的当代社会中，诸学科的相互渗透，各种新理论、新范畴、新方法的相互交汇已是必然的趋势。因而，中国社会史如果不加强它的宏观理论学科研究，不从学科体系的层次上对引入的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加以科学整合，就无法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独特的学科意义上的规范体系。
    社会史崛起于对传统史学模式的深刻反思之中。反思的深刻和重建的成功主要不在于领域的开拓，而在于理论对于时代的魅力。尤其是在世纪转折、同时也伴随社会文化转型之际，中国社会史学是随着本世纪的终结而销匿，还是成为下一世纪初年成果丰硕的史学主潮，理论体系的创新和重建是其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