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里写道：
“1956年1月，北风卷起阵阵黄沙吹向中南海朱色的围墙，中央委员、国务委员、部长、副总理、各省省委书记以及八个民主党派的成员聚集在怀仁堂聆听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这位世界著名作家所提到的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知识分子会议。会议于一月十四日开始，二十日结束。参加会议一千两百多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彭真、张闻天、邓小平、陈毅、罗荣桓、李富春、徐向前、贺龙、蔡畅、李先念、薄一波、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报告。李富春作了题为《为提早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的报告，专章论述“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努力培养科学技术力量”。当时的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作了关于1956-1967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二十日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大会上发言的有各方面代表人物六十多人。当时的北京确是风卷黄沙的季节，但从怀仁堂却透出知识分子春的气息。
一九五五年的政治风暴，对知识分子的冲击很大。作为与知识分子接触最多，了解最深的周恩来总理自然想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多次内部讲话中谈到团结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的讲话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映。当时，季羡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听了传达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指示“我和许多同伴一样真是说不出的兴奋”。在知识分子会议前《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冯友兰、陈垣等人的文章，谈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在内部肃反后期特别提出防“左”的问题。他在五五年十月一份检查某医院肃反运动犯“左”的错误的报告上批示：“一切确实发生‘左’的偏向的单位就要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不要讳言‘左’的偏向。”十二月六日在一份关于肃反运动中应注意事项的通知稿中加了：“在肃反运动中，对高级知识分子的重点对象，必须也同其他方面一样，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可惜的是，这个控制数字后来竟成了要达到的目标。有些单位更加扩大化了。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提纲》十条中第九条列上“对知识分子的会议”。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亲自召集会议研究召开知识分子会议问题。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责，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的十人小组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十二月十六日他又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并亲自写了下发的通知。根据中央精神和十人小组的部署，各有关部门就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进行调查向中央提供材料。
周恩来总理在一月十四日开幕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在党内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有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他指出：“社会主义建设除了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强调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关于这个提法后来争论了几十年，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才真正得到拨乱反正。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后面还要提到。
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指出了对待知识分子的一些错误倾向。如“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没有给他们应有的信任”，没有“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居住条件太差”，“休息娱乐生活也组织得不好”等等。
周恩来总理向全国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发出号召：“向科学进军！”
最后他要求：“中央宣传部应该经常检查各部门各地区执行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状况，检查他们的工作计划和执行的状况，克服他们工作中的缺点，传播他们的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并且及时地向中央提出问题和建议。”
这次会议还起草了《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问题的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工作规划》。在这些文件的准备、起草过程中中宣部各有关处室都分别提供了有关情况和材料。
这次会议对文艺界的影响似乎不大。就在中央批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前一天，即同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批发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要求文艺界“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以后，必须进一步地对于这种现象（指“小集团活动”）进行批评和斗争”。“各地应本此方针，根据具体情况，对于文艺干部中存在的类似的问题，有领导地开展批评和斗争，以整顿和纯洁党的文艺队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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