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三月十五日到三十日作家协会同团中央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今天活跃在文坛上的中年作家大都是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如王蒙、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陆文夫等人。会上，周扬作了报告。这次会议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反个人迷信在我国知识界也引起注意。所以在周扬的报告中提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时讲了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作品也不要老一套，不要公式化、概念化。他还讲了个人迷信的危害性。这当然成为“文革”中周的“罪行”之一。会上，茅盾、夏衍、老舍也讲了话。还请了一些专家教授去讲课。这次会开得很好，遗憾的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后来大都被打成“右派”，据有人统计参加者中三分之二被打成“右派分子”。
十一月二十一日到十二月一日召开的文学期刊编辑会议，开得更加活跃。会议是郭小川作全面的组织工作。他这时已由中宣部调任作协秘书长。会上周扬讲话中讲不要怕片面性，他说，你一个片面，我一个片面，加起来不就全面了么。（毛泽东在后来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反复批评了这个观点）。同时，周扬提出可以考虑允许办同仁刊物，他这个讲话影响很大，后来文艺界不少人准备办同仁刊物。
与会代表们也都很活跃，大都拥护会议精神。但也有不同意见。《萌芽》主编哈华同我谈过他的意见。（一九四八年南下时我同他在一个班）他说，这样搞下去，没人坚持党的文艺路线了。我们办个《萌芽》，就是想坚持毛主席的文艺路线。
（四）
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引起全世界的注目。中宣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理论家很多的地方，自然特别关心这次会议的进展。每天在由中南海到宿舍的班车上议论纷纷。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怎样观察这次大会我不得而知。只知道朱德去参加，宣读了毛泽东签署的祝词。一些对国内外形势有些敏感的人从我国传媒的报道上可以看出一些不寻常的迹象。
大会二月十四日开幕，《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开幕消息，未发社论。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十九日以《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为题发表了社论。认为赫的报告“以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总结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和争取国际局势和缓和的斗争中所获得的历史性成就，规划了苏联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同时也指出了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方向”。这些报道还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但是，随着大会的进展，从一些苏共领导人物的发言中（当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未传达，不知党中央什么时候看到的）有不少颇引人注目的事。
记得米高扬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当天，下班时王惠德（理论家，当时是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一上班车就大声地说：你们看了米高扬的发言没有。不等别人回答，他说：这发言太值得注意了。他指的是米高扬的发言中公开批判了“个人崇拜”。这个发言中说：“大约二十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流行个人崇拜。”他同时批评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的一些提法，批评了关于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将要缩减”的论点。这确是当时非常敏感的话题。当时中宣部思想比较活跃，一些著名的理论家也没有什么架子。所以这个时期的班车上特别热闹。
苏共二十大闭幕前夕，即二月二十四日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是个爆炸性的报告，这个报告及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时隔近四十年的今天，俄罗斯一位政治家谈到这个秘密报告时写道：
赫鲁晓夫曾在苏共二十大上就斯大林的罪行作了秘密报告。他是怎么打算的，结果又怎样呢？此事是在异常匆忙中发生的，根本没有认真考虑一下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也没有分析一下在国内、在东欧卫星国、在中国、在西方共产党中会引起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报告中的一部分是赫鲁晓夫以其特有的杂乱无章的风格口授的，事例是随意列举，许多事例完全是凭记忆说的，对斯大林遗留下的体制的命运没有作出重大结论。这是一时的冲动，所以1956年匈牙利事件及毛泽东在中国作出的反应都使俄罗斯领导人措手不及。
我当时很快地听到这个秘密报告的传达，当然很震惊。但很快地听到传达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在那个时期多次听到传达毛泽东对斯大林的错误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讲话。他从我国革命历史上说到斯大林对我国革命的错误干涉：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的王明冒险主义，抗战时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记得陆定一多次讲过：长征后期幸好收发报机坏了，与第三国际联系不上，没有受他们的干扰。另一位老同志告诉我：抗战后王明、康生乘飞机由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欢迎他们，说：福从天降。后来王明右倾使革命受到损失。毛泽东又说：祸从天降。）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他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据说斯大林曾想阻止我们渡江。劝我们分江而治）。仗打起来了，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O两年对我们压力很大（在不少回忆录里都提到毛泽东一九四九年访苏与斯大林的斗争。记得有人告诉我，当时毛主席很生气，说，我是来谈判的，不是来游山玩水的。这才逼着斯大林认真对待两党两国关系的谈判，签订了条约。陈伯达当时表现有点异常，搬离毛泽东住处。毛说，船还没破，老鼠就搬家。可见当时的斗争是微妙、复杂、尖锐的）。毛泽东多次说过：“讲起斯大林，我们有三肚子火。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斯大林对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他把同自己政见不同的人随意加以“人民公敌”罪名，采取极端的手段，杀害无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正是抓住这一点进行指责。这是令人震惊的。据说在他讲话时就有人晕倒。我当时听了传达，除了对赫讲的某些事例有疑问外（如赫暗示基洛夫是斯大林授命杀害的），对斯大林这种作法感到痛心。
当时传达毛泽东的讲话中说，“斯大林不知怎么想的，抓一个就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其实，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赶走的，季诺维也夫也是可以不杀的，至少可以让他们当政协委员吧！”“特别重要的是，不割脑袋的办法可以避免犯错误。人的脑袋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可以长起来，如果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当时毛泽东还提到王实味之死，他说，他向警卫团要人！听了这些传达，总还摆脱不掉斯大林用极端手段对待政敌的阴影。当时我国内部肃反尚未结束，从中应该吸取那些教训呢。记得当时同几位苏联作家谈起对斯大林的评价时，他们说，你们不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是直接受害者。
在文艺工作方面，毛泽东也是从不主张照抄苏联。前面我提到，在修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有人照抄了日丹诺夫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他很生气，全部删掉了。五十年代初我国拍过一部电影《荣誉属于谁》，主人公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获得了荣誉，毛泽东看了不高兴地说：难道荣誉就属于他？一九五三年文代会期间，筹备工作中拟取消文联，理由之一是苏联没有文联，毛说，他们没有难道我们就不能有？二十大后他又提到：过去苏联有电影部，没有文化部，只有文化局；我们相反，有文化部，没有电影部，只有电影局。有人说我们同苏联不一样，犯了原则错误。后来，苏联也改了，改成跟我们一样：设文化部、电影局，取消电影部。总之，毛泽东主张：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但是，我想“苏联模式”的影响也不能低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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