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创作方面引人注目的是《星星》诗刊的创刊。这个刊物是一批青年诗歌爱好者创办的，在当时文艺报刊都是机关主办的情况下，这个刊物带有同仁办刊的性质。它的创刊不仅引起国内文艺界的注意，苏联《文学报》还发了消息。好像在创刊号上就发表了引起很大争论的情诗《吻》。紧接着发表了流沙河的《草木篇》，引起更强烈的反响。
杂文这种带刺的“花”，这个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许多引人注意的作品。毛泽东曾多次讲过，他有志写杂文。胡乔木依照毛泽东的提倡，让《人民日报》第八版辟杂文专栏放右上角，以示醒目。胡乔木亲定稿费标准千字二十至五十元。他亲自写作并帮助修改杂文。这一时期茅盾、叶圣陶、巴金、老舍、夏衍、臧克家、巴人、徐懋庸、聂绀弩、唐弢、林默涵、邓拓、吴晗、廖沫沙、孟超、秦牧、秦似等许多老作家和中青年作家都有名篇问世，可以说当时没写杂文的作家是不多的。如果选一本56-57杂文精选，我想会很可观。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春，可以说是我们党取得政权后辉煌的一年，农业合作化的顺利进展；城市工商业改造完成；科学规划的制定；知识分子会议的召开；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双百方针的提出；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振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一个腾飞的机遇。毛泽东对形势估计也很乐观，他想在我国出现一个能克服斯大林统治时缺点错误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局面。可以看出他这个时期心情很好。六月份在武汉第一次在水温很低的长江激流中横渡。据说当时许多人劝阻，他执意下水。面对着楚天江浪，遥望巫山仙峰，写下了“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的愉悦心情。五七年一月他在怀着准备即将召开的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又应《诗刊》请求把过去写的十八首诗词送该刊发表，并附信对新旧体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带头参加鸣放。由此引起一场关于新旧体诗的讨论。郭沫若在一次关于新旧体诗问题答记者问中（见郭老全集十七卷）举了我的短诗《英雄母女》说明用旧体诗不可能写得那么好。我那首诗是在他谈话的前一天发表的，很快能引起郭老的注意，并给了肯定的评价，我当然很高兴，就把我刚出版的两本小诗集寄给他，他立即回信鼓励。此后我由于工作关系多次与郭老接触，我未好意思提及此事，他也不知道我就是给他送诗寄信的黎之。一次他到约鱼台为写作班子的人题字，我也未去特意求他的墨宝，今天回想起来倒很懊悔，何不利用难得的机会向这位大师求教呢。多年来，我同一些文学前辈来往，这样的机会失去得太多了。
毛泽东的诗词十八首发表后，曾约臧克家面谈，详细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毛提到写新诗的老人如湖畔诗人汪静之，新月派陈梦家等。可见他年青时对新诗的爱好，不像他后来诙谐地说：让我看新诗，得给我三百大洋。我曾奉命去拜访过陈梦家，那时他好像在搞考古。鸣放时写了一些短文，后来好像也被划成“右派”。
对一九五六年的形势，有不少人持怀疑、忧虑以至反感的态度。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我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高级干部中赞成的是少数。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其通（当时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当时总政文化部负责干部）的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据袁水拍说原题为《新年有感抛砖引玉》，后经编者与作者商量改为现题）。
这篇文章提出三个问题，一、“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人提倡了。”二、“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改、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镜子里光彩暗淡了。”三、“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改编旧的。”作者们认为“应该以创造新花为主，开放新花为主”。要“压住阵脚进行斗争”。作者们最后说：“这就是我们回忆1956年的一些感想，在这里提出来就教于大家。”
文章发表当天，毛泽东就批给当时的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尚昆同志：
请将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月中到会（指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各同志。
毛泽东
一月七日”
就在这次召开的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系统地讲了“双百”方针的意义。在谈到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时他说：陈其通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们的意见是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能让它放，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让它放。（周扬有一次提到，文化部提出“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毛说：这话本身就是毒草，毒草怎么避免得了呢。）也许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
奇怪的是，这次书记会议以后，不少省市传达时说：毛主席是肯定四人文章，说他们为党为国。许多省市报刊转载了陈其通等四人文章，有的加按语肯定，并配发拥护文字。有的地方还开座谈会拥护四人文章并检讨本地区1956年文艺工作中的“问题”。这可能是未听懂毛泽东的讲话，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许多人同四人文章有共鸣。
《文艺学习》组织关于《组织部来的青年人》的讨论，先后发表了李希凡、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刘宾雁、秦兆阳、艾芜、马寒冰等人的文章。也许由于先入为主，毛泽东特别注意了马寒冰的文章。该文题为《准确地表现我们时代的人物》。文中指责作品不真实，说在北京市“从书记到区委常委都是这样的人物（指刘世吾式的人物），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果然有这样的区委会是不可相信的”。
在马寒冰的文章发表不久，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找周扬、林默涵和作家协会的负责人谈话，重申双百重要性。据我简要记录，大意是：
我们一定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急躁，不要怕毒花毒草。《组织部来的青年人》写得不错，作品中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这是好的，应该鼓励对我们工作中的批评。我们应该欢迎批评。我们是当权的党，最容易犯官僚主义，而且又最容易拒绝批评。马寒冰他们的文章说北京中央所在的地方不会出官僚主义，这是不对的。这篇小说也有缺点，正面力量没有写好。林震写得无力，还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如林震和女朋友吃荸荠那一节。
毛泽东又反复强调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处理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小资产阶级要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要团结也要有斗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斗争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那时他正在酝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著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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