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何炳松同为20世纪中国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有不少有趣的共同之处，也有一些共同被人误解的地方，其中之一是有关他们的学术背景。胡适尝言：历史是我的训练。但其实胡适并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出身，他的本专业是哲学，只是他一直研究哲学史。与胡适相比，何炳松向来被视为专业历史学家，誉为“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实际上何炳松也不是历史学家出身。胡适和何炳松在美国受到的专业训练都不是历史。何学的是政治，他于191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比胡适早一年回国。但与胡适同时在1917年任教北大。
尽管何炳松没有攻取博士学位，与胡适一样，他在美国的学位论文也是有关先秦的。他写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政治，符合他的专业要求。回国之后，胡适与何炳松都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有不同程度的关系。胡适在1921年虽然没有接受邀请做编译所的所长，但推荐了王云五，并为之改革提出了参考意见，而何炳松则在1924年到编译所，以后又担任所长、总编辑等职，直到1935年出任暨南大学校长时才离开。更有意思的是，何炳松与胡适同样对章学诚有兴趣。胡适的《章实斋年谱》增订版出版时，何炳松为之作序。以后，何也发表了有关章学诚的论著。从他们回国到30年代中期，何与胡虽然交往不算多，但可谓气味相投，也曾在北大同事几年。直到1935年何炳松参与起草和发表“十教授宣言”，提倡中国文化本位，才与胡适的支持全盘西化的思想对立起来。但两人的关系并未恶化。〔1〕抗战开始后，胡在美国任大使， 争取美援，而何则率领暨南大学的师生辗转于浙南、闽西等地，颠沛流离。两人没有来往。抗战结束，何已病入膏肓，一年不到就与世长辞了。
何炳松与胡适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胡适一直坚持西化的必要性，尽管他一生治学则以中学为主。而何虽然早年主持翻译西洋历史，成就卓然，但对如何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在中年之后有所改变，认为需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他们的不同，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而何的“变”与胡的“不变”，更揭示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改造与民族主义情结的处理上不同的价值取向。
一
何炳松（字柏丞）1890年10月18日出身于浙江金华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比胡适长一岁，但出身背景类似，都属于仕绅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何祖上颇有不少知名的学者，如何基，为南宋北山学派的创始者。但他的父亲（寿铨）只是一个私塾教师，对科举了无兴趣，但因笃守朱学，在当地颇有声望。何幼时聪颖伶俐，但起初并不愿学。其父母因此将他送入一教师家就读，但三日后就不得不把他接回，因为何已恹恹成病。之后，何专心学习，在家由父亲亲授，直至14岁。1903年何参加县试，以高第补县学博士弟子员。同年，金华县知府将丽正书院改为金华府中学堂，第一批取生员20名，何为其中之一。同学中有东阳邵飘萍等。何学业优异，未及毕业即为学堂于1906年保送入浙江高等学堂预备科。三年后升入正科。据何的幼时朋友金兆辛回忆，何从府中学堂到高等学堂，“无试不冠军”。1912年何毕业于高等学堂，为浙江省府以公费资送美国留学。出国前何回到金华，出任金华中学的英语教师，为学生杜佐周等所喜爱。同学邵飘萍在杭州与人合办《汉民日报》，为何出国饯行。何在出国前并与曹绿芝成婚。〔2〕
1912年冬，何炳松赴美，翌年一月到达加州，二月入加州伯克利大学，注册修法语、政治学、经济学科目。但不几天，何即请假离校，是年夏转入威斯康辛大学，注册修地质学、德语、政治学等。1913年，何在该校历史系获得一个助教职位，负责搜集有关东亚和中日关系的史料。由此可以看出，何已经对历史研究有了兴趣，并接受了一定的训练。〔3〕
何炳松在美国积极参与中国留美学生的活动，并因此与胡适认识并建立了通讯联系。1915年何出任《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部干事，还发表了一些文章。现存的一篇名《课余杂录》，写于1915年，其中多有提醒国人对于日本侵华的警惕的语句：“日本胜俄后，对我方针一大变，时露瓜分吾国之志。英日同盟，实束缚之。当知他日黄皙两种，定难免有争雄之日”。不但对日本，何对西方各国侵占中国的行为，也表示了他的义愤：“租借地一日不归还，吾国国耻，终一日不能洗尽”。而中国有富强，并不仅在于购置枪炮而已，“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4〕这些字句，显示何的民族情绪和爱国之心， 也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1915年夏，何炳松从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并获得荣誉奖。暑假期间，他去东部，在康州中城（Middletown ）的美以美大学（Wesleyan Univeristy）参加“东美留学和第一次大会”，在会上与胡适第一次见面。秋天，何入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攻读硕士学位，但与当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交往颇多，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 〔5〕很显然，何也因此对哥伦比亚大学的“新史学”流派有了接触和了解，这为他回国之后翻译和介绍“新史学”，打下了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与何的交谊，也成为影响何以后学术研究方向的一个因素。
在胡适和何炳松的学术生涯中，1915年看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他们的转学奠定了他们今后的学术方向，而这种学术方向都受到20世纪初年美国“进步时代”学术氛围的影响。如果说胡从康奈尔到哥大使他成为杜威的弟子，并让他在以后成为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推广者，而何的入学普林斯顿，则使他对“进步时代”思潮在史学界的主要产物“新史学”派产生了兴趣，成为这一史学流派在中国的代言人。
从20世纪初至一次大战的美国历史，称之为“进步时代”，以政治和社会改良的运动而著名。不少激进的改革家认为美国的社会发展背离了美国的立国精神，政府腐败、贫富分化、经济垄断，一般人民享受不到平等的社会待遇，他们发起了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揭露罪恶，以求改革。这种号召人民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进步主义”思潮，在美国学术界也有反映，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罗宾逊的“新史学”。这段历史时期正是胡适和何炳松留学美国的时期，他们都受到很大影响。这在胡适的日记中有不少反映。至于何炳松，因为材料所限，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从何炳松在当时和以后对现实的关心程度来看，他也深受其影响。
从何在普林斯顿大学所修的课程来看，不外乎是美国人文教育的一般科目，并不能显示他如何研究“新史学”。他的硕士论文的内容，也与“新史学”无关。〔6〕但是，尽管我们不能获得何论文的全部， 但从何在美留学期间发表的英文文章《中国政党小史》中，可略见其思想及研究方法之端倪。何的这篇文章，追述了从1898年戊戌变法以来，中国政党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的历史，以及袁世凯翦除国民党的经过，一直到袁下台，国民党重新进入国会，与进步党形成对峙局面为止。但是，何对政党定义的解释和理解，则完全依照西方的概念。何写道：“中国有政党，自前清戊戌政变始。戊戌以前，因地势自封，政体专制；故历史上仅有学派而无政党。东汉之陈窦，唐之牛李，宋之新旧，及明之东林，虽略具政党形式，然绝无政党实力。所争者，非门户，即意气，政治上关涉甚微”。〔7〕这种用所学的西方政治学概念阐释中国政治的方法，与他的硕士论文相一贯，也与“进步主义”主张学术与现实政治结合的理论相契合。何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列国之间的外交上的纵横捭阖，以西方近代国际法的原理加以解释，阐明其相似和不同之处。何在1920年于《法政学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古代国际法》的文章，想来取材于他的硕士论文。
取得硕士之后，何炳松因家里年迈双亲的反对，没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16年夏，何回国，路过杭州时，被留用为省长公署助理秘书。1917年何改任浙江省教育厅视学一职，赴各地视察中学教育的情形。何以后翻译了一些美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学的介绍文章，想来与他的这一段经历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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