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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杨圣敏: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界69年前的反思及其当代意义(3)


    
    三、民族学社会学界在1949年前后的转变
    (一) 世界观的变化
    69年前在燕京大学燕东园的这个会议上,当学者们面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面对那个由于有无数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才创建起来的,受人民拥护的新政权即将诞生的时刻,相信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其中有敬佩、有欣慰,也必然会有深深的愧疚。尽管会议记录用语简略,但短短数语,已清楚准确地表达了他们的这种心情。民族学社会学界领军人物在燕京大学燕东园召集的这次会议,在会议记录中表述的共识,其实也代表了解放初期中国知识界多数人的想法和心情。
    基于以上想法,解放初期,民族学社会学界的学者大多都是抱着真诚的态度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工作的,他们认识到了自己不仅要在行动上跟上形势,在思想上也有学习和改造的必要。
    (二) 对今后走什么道路的设想
    从会议记录的第二部分可以看出,学界领军人物的这次会议并没有停留于检讨学科发展道路上的误差和表达惭愧的心情。他们肯定了这个学科的优势——即实地研究的方法。他们对于学科今后如何发展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其一,研究要采取马列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其二,研究要结合时代主题,能为政府所参考,也就是说,要在解决中国实际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发展民族学社会学;其三,教学的目的是培养能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学生。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性质决定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为出发点,以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实证的方法为基础去开展。只有走结合时代主题、社会实际开展研究的道路,才可能受到人民大众的理解并融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研究要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在这条道路上创建学科理论和方法,才算是学科的中国化。
    (三) 民族学今后应如何改革
    在69年前的那次座谈会上,对于以往学科发展道路上的失误和偏差,学者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还对民族学社会学此后应如何改革,如何发展的具体问题达成了共识。在会议记录的第三部分,对他们的共识有清楚的阐释。归纳起来就是:第一,“过去社会科学分门别类,彼此互相对立之状态,允宜打破”。也就是彻底打破传统上学科划分的壁垒,以问题研究为导向,倡导多学科综合研究。第二,要围绕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开展研究,学科理论也就在这种实际问题的研究中得到总结和发展。学校的教学也要在这种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中培养学生,重点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的能力。
    四、总结
    当我们重读69年前会议中学者们所达成的共识,确实感到了其洞察之准确深刻以及在中国民族学史中的里程碑意义。20世纪50-70年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曾被取缔,高校中的民族学专业也被大大压缩,仅存在于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部之中。过去的学科史著述多将这个历史的错误归结为政府和社会对这几个学科的不理解和不重视。重读69年前的这份记录,我们就会在以前的总结之外,看到学界本身的一份责任。当一个社会科学的学科较长时间回避社会中最重大、最核心的问题时,社会本身就会忽视甚至将其抛弃。其实,69年前的这次会议上已经表明了学者们的这份歉疚和担心,并且已经说出了这个道理。如何让一个曾经不太受重视的学科成为受社会尊重的学科?如何繁荣中国的民族学社会学?新中国69年以来的研究实践证明: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民族学社会学研究是不科学的。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社会学是中国民族学社会学走向世界前列和舞台中央的唯一正确道路。
    (摘编自《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界69年前的反思及其当代意义》,孔敬/摘编)
    (作者简介:杨圣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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