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博本禅籍录校》序
众所周知，禅学虽然号称来自天竺，实际上几乎是完全中国化了的佛学。在所有的中国佛教宗派中，独有禅宗流行时间最长，流行地域最广。个中消息，不难参透。
禅宗兴起以后，中国就有人研究禅学。禅学精神，一方面受到了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又极其普遍地、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理论等等整个文化领域。
禅宗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著述体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重视。据我个人的看法，禅学是越向前发展，离开真正的佛教越远，到了后来，一直发展到呵佛骂祖，形成了佛教的一个反动，一个否定，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正因为如此，禅宗就越来越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先是中国人研究，后是外国人研究，韩国、日本等国的禅学专家，一代接一代，至今不衰。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以中国文化为主导的东方文化，在世界上消沉了几百年以后，又有了重现辉煌的端倪的显露，禅学已寖寖成为世界显学。东方各国，固无论矣。西方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对禅学有兴趣的学者，翻译禅籍，撰写文章，颇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注意。这将为下一世纪东方文化的复兴开辟道路。
稍为内行的人都知道，研究古代典籍，版本最为重要，一字之差，往往谬以千里。宋元刊本之所以为世所重，道理就在这里。自从敦煌石室遗书被发现以后，世界学林为之震惊。在石室中众多的典籍中，禅籍也占了一定的比例。从此以后，中外研究禅宗的学者，争先恐后，纷纷对敦煌禅籍加以校勘，加以探讨。正如王静安先生、陈寅恪先生等国学大师所指出的那样，新材料的发现必然能带动新学问的产生。在敦煌吐鲁番学范围内，敦煌石室的禅籍可以说是极有价值的新材料。其能推动这一门新学问迅速前进，完全是意料中事了。
眼前这一部由邓文宽先生和荣新江先生共同校勘的《敦博本禅籍录校》，是在众多的国内外学者，在长达几十年内对敦煌禅籍的校录的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这两位学者认真严肃，方法精密，既继承了中国朴学考证校勘的传统，又参照了西方的校勘方法，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因此我称之为集大成之作。最值得称道和重视的是，他们读书得间，细入毫发。对一些以前从未有学人注意到的敦煌写本的书写特点阐幽发微，公之于世，为斯学作出一大贡献。这一点，我相信，凡读本书的学人都会同意我的意见的。我由于有此书而感到愉快，感到骄傲。如果要讲爱国主义的话，写出这样的书，能在国际学林中占一席之地，这就是最具体的爱国主义行动，比一千句一万句空话都更有用。
写到这里，我想要说和应该说的话可以说是已经说完了。但是我想再加上条尾巴。这当然不是狗尾，甚至也不是貂尾，而是一条超过了众尾之尾。我想说的是我最近时常想到的一个问题，别人也许对它会感兴趣的。
我认为，吾人为学，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跑，棒棒不断，代代相传，永远在前进，永远没有止境。后来居上，青出于蓝，是自然规律。我现在想着重讲的是老年人的态度，也就是把接力棒传给年轻人的态度。这个态度，根据我的观察，并不容易处理好。学术圈子里并不缺少“九斤老太”，是谁都看得见的事实。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跑的这一棒并不很理想，虽然我也努力跑了。但是，我稍有自知之明。我赞成唐人的两句诗：“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我愿意为有才华的年轻人呐喊鼓噪，这样会对年轻学人的发展有利。在古今中外的名利场上，年轻人想脱颖而出，这个颖往往是很硬很硬难以脱掉的。我想从旁帮他们一下。我有意写一篇短文，姑名之为《燕园四杰》。先此预告，望“读者”（套用“看官”这个词儿）们注意则个。
敦煌文献整理的硕果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 柴剑虹
捧着印装精美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仿佛是怀抱敦煌学研究沉甸甸的丰硕果实，许多往事又涌上心头，不由感慨万分！
众所周知，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然而，数以万计的古代珍贵文献还未重见天日便遭劫难，四分之三以上的写本、绢画等被英、法、俄、日等国的考察队、探险家骗盗而流失海外，一门以藏经洞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性“显学”敦煌学则应运而生；我国一些著名学者在痛心疾首之际又不得不直面困难，或远涉海外查录被劫敦煌写卷，或尽力搜寻整理尚存国内的劫后馀珍，爬梳典籍，苦心钻研，为学术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国运衰微，学术艰难，前辈学者每因条件所限而举步维艰，故先有“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之浩叹，后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之传言。1983年夏，在邓小平、胡耀邦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宣告成立；几乎与此同时，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组成，开始积极筹划将敦煌文献分类整理成专辑出版。这项工作正式开展之前，就曾得到以李一氓同志为组长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有力推动。编委会成立不久，这套分类录校丛书即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得到相关基金的资助。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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