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敦煌文献的特殊性，决定了这套录校丛书在编辑、校勘与出版上的高难度。藏经洞文献绝大多数为写本残卷，内容庞杂，且往往抄写极不工整规范，错讹甚多，不少写卷首尾残缺，有的仅存碎片，加之已流散世界各地成为公私秘藏，造成编辑整理的五大困难：写本查看难、文字辨识难、定性定名难、年代确认难、断片缀合难；而分类录校则是要在扫除上述“五难”的基础之上做的综合性的整理研究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据编委会的同志讲：仅讨论选题、约请作者、落实项目、了解信息等前期工作就耗费了大量时间与心力；各位作者搜集文献资料又用了数年工夫，大多数作者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真正动手编排、考订、录校，到1994年、1995年陆续完稿，历经了十多年的时间，真正是十载辛苦、披沙拣金，也只有恒志不变，方能铁杵成针！
这套录校丛刊分别涉及佛教经录、禅宗典籍、社邑文书、契约文书、天文历法、医药文献和《论语》、变文、讲经文、因缘、赋等文学作品及表、状、笺、启、书仪等应用文，内容十分广泛，且多数为传世典籍不载之佚本，其宝贵价值不必多说。我这里仅就其在古籍整理与学术发展上的意义谈两点感受。
第一，遵循学术规范。古籍整理怎样选择底本，如何断句、标点，怎样校勘、辑佚，哪些要影印、是否需今译，都是有学问、有讲究、有规律的。80年代以来，在古籍整理工作者与一些古籍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不少高质量的古籍整理图书陆续问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但是不可否认，近些年来学术界有所抬头的浮躁之风也影响到古籍整理，不认真选择底本、胡乱标点、随意校勘、轻率注释等现象相当突出；有些出版社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甚至动辄影印未经整理的古书（有些本来已有整理本），形成了古籍整理出版中的倒退怪象。相较之下，这套《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就十分值得赞许了。该书《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
《丛刊》各辑按学科或专题辑录，力求做到最大限度的搜集，避免重要遗漏；凡能缀合者加以缀合，尽可能成为完帙。一般来说，每篇文献包括四项内容：（一）定性定名定年；（二）原件录文；（三）题解或说明；（四）校勘记。这四项内容是一个有机整体，包含了编者的研究心得和见解，并介绍了有关研究论著。每辑之后附有“主要论著参考书录”和该辑所用敦煌文献“卷号索引”，以便读者查阅。这就是该书的学术规范，各位作者都是努力遵循的。
第二，注重人才培养。“文革”十年之后，我国古籍整理工作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专业队伍青黄不接，人才严重匮乏。80年代以来，经过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与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的努力，通过设立古籍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及一些重点项目的开展，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这套录校丛书的完成，就是一个极典型的例子。这套书的录校者共16人，其中三分之二为中青年学者。如荣新江、郝春文、邓文宽、方广锠、赵和平、李方、张涌泉、黄征诸位，当他们开始编校各自承担的专辑时，都只是三四十岁的青年教师、助理研究员；而到今天这套丛刊出版之际，他们都已是为国际敦煌学界瞩目、成绩卓著的教授、研究员了。近几年，有些高校及科研单位轻视古籍整理的思想有所抬头，以至提出“古籍整理书不算科研成果”，这是很不恰当的。
《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序
中国科学院院士 席泽宗
我从60年代开始研究敦煌文献中的天文资料，由于种种原因，收效甚微，其中之一就是资料难以收集。1984年听邓文宽同志讲，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牵头，成立了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决定将敦煌文献分类整理出版，天文历法部分由他负责。我听了以后极为高兴，觉得这是有益于后人的一件大好事，希望能早日完成，并愿为此尽绵薄之力。此后，他即不时把搜集、整理的材料拿给我看，并合作写了一篇《敦煌残历定年》。此文于1985年由我在美国伯克利召开的第17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宣读以后，曾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这几年他单独写的几篇有关文章，也受到国内外的好评。去年7月29 日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在给我的信中曾说：“不知能否告知邓先生的联络地址，连续见到其几篇谈论古历的力作，很希望能直接向其请益。”
文宽同志和我相识已近17年，平时相处深知其为人诚实，说话真实，做学问踏实。今逢其《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完成付印之际，愿为序。此书约30万字，将现今已知的有关材料全部予以汇总刊出。除了整理录文以外，还加了校勘记和题解，书末并附有供研究使用的十三种表格。不但“鸳鸯绣了从教看”，而且把针线和原料全部托出给读者用，应该说是一部比较成功的、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但是任何一部这样大的著作，不可能没有不妥和引起争议的地方，因此也希望读者批评，我想文宽同志一定是欢迎的。
敦煌学坚实的基础工程
--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 李正宇
文献的辑录校理，是学术、文化研究工作的基石和起跑线。敦煌文献由于先天丛杂、后天流散，其辑录校理尤为必要。由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主持、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是继英、法和我国北京图书馆所藏部分敦煌文献资料摄制发行及台湾黄永武先生编《敦煌宝藏》出版之后，进一步开展敦煌文献校雠整理的重大举措。第一，它在按馆藏序号刊布原件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类相从、全面辑录并通过校雠整理，变散乱丛脞为系统条理。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编目已是以类相从，但仅限于北图藏品而已，《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则是对散在各国的、所有已知的同类敦煌文献进行全面的辑录，其艰巨程度空前莫比；第二，它在分类辑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缀合、校勘，使不少断残错乱、甚至身首异国的同件文书得以整合，又使脱讹百出甚至不可卒读的古抄本，成为可读可据的善本，为进一步开展专题系列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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