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不仅仅是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它同时又是许多学科如历史、地理、社会、民族、宗教、哲学、教育、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民俗、文学、语言、音韵、文字、音乐、舞蹈、医药、保健、膳食、酿造、天文、历法、农牧、水利、印刷、通讯等涉及不少学科的百科全书式的重要资料，从而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其他人文科学的广阔领域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人们常说的敦煌学“博大精深”，在敦煌文献中体现得最为集中而突出。敦煌文献的分类校录，无疑是发挥敦煌文献多学科、多功能作用必不可少的步骤。笔者常常发现其他学科的一些专家由于不了解敦煌文献中保存有他所专攻的那个学科的古佚资料而颠蹶蹈误的事例。比如中外不少法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由于不了解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大量而品种繁多的契约、社条、蒙学训戒、遗嘱家教、各种账册、民间争讼文牒、民事审理案卷及其中反映出来的丰富生动的民法规范及其存在、作用的客观事实，断言我国古代不具备产生民法的社会文化基础，进而侈言我国古无民法；又如不少书法史家由于不知道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大量唐宋时代的汉字硬笔写卷，而误以为汉字硬笔书法不过是伴随着鸦片输入国门的舶来品。如是之类，曷胜枚举！由此，深知分类辑校、尽快刊布敦煌文献以向各学科专家提供资料实属必要而迫切。《丛刊》的出版，将为多种学科打开眼界、输血供氧，其意义之深广、作用之重大难以估量。
《丛刊》已经面世的12大册，分属契约文书、社邑文书、表状书仪、赋类遗篇、变文讲经文、天文历法、《论语》古抄、佛教经录、禅宗佚典、医药文献等10类，录校者都是各该专题涵养深厚、建树累累、驰誉著信于国际敦煌学坛的知名专家。其承事之得其人，简材之可其选，令人心向往之。拜读一过，进知各书录之完备，建类析目之当行，失名诸卷拟名之准确，校勘之精审，可谓俱臻佳致。谨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先说收录之完备。社邑文书是敦煌文献独具风标之一宗，其研究史已有50多年，不少学者付出了心血。其中尤以那波利贞、竺沙雅章、土肥义和、宁可、唐耕耦、郝春文教授等用功最深，推进良多。至于收录敦煌社邑文书之齐备，当推本《丛刊》宁可、郝春文教授《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居首。据我所知，唐耕耦、陆鸿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收录敦煌社邑文书149件；日本土肥义和教授告诉我， 他已收集并进行录文的敦煌社邑文书有300多件。 而《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收录数，除正品345件外，更附载关系文书57件。 又如本《丛刊》沙知教授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收录敦煌契约文书300多件， 超过玉井是博、那波利贞、山本达郎、池田温诸家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与唐耕耦先生之所收录。后来居上，于此可见。
再看建类析目之当行。《丛刊》之一、方广锠博士《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上下二册），面对的是敦煌遗书中一大堆有关佛教经目的五花八门的丛杂文书，多为以往的佛经目录学家所不取。而这部分丛杂文书关于唐宋敦煌佛教研究者甚大，明眼行家才会认识到它的价值并给予足够的重视。但若要进行录校，首先面临着体裁及编排从何措手的问题。方先生高屋建瓴、架纲析目，在归类的基础上划分为“全国性经录”、“品次录”、“藏经录”、“点勘录”、“流通录”、“转经录”、“配补录”、“抄经录”、“杂录、签条”及“附录”10个部分。为380件丛杂文书井然有序地安排了各自适合的位置座次， 而又能济济一堂组合为群体。且不说此书内容多么新颖，只看其编排体例，已不能不赞叹其匠心之独运了。
再说失名诸卷拟名之准确。我在《文献》1989年第4 期发表《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将敦煌遗书P3931 号拟名为“晚唐五代甘州回鹘汉文文献”。《丛刊》中赵和平教授《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亦收录此件，拟名改为《灵武节度使表状集》。他在“题解”中先考证出此件年代在后唐同光三年（925）至后晋天福三年（938）之间，继而根据集内几件函牒“别纸”中透露出来的身份关系、措辞语气及地理方位，顺理成章地判断为“灵武节度使表状集”。所拟新名，切当公允。或许有人以为，一卷文书的拟名或改名似乎并非大事，但敦煌文书的拟名和改名，往往关系到本卷文书的定性、定年，影响着文书内容及所涉史事的寻绎判断。岂可等闲视之？
再谈校勘之精审。敦煌文献多为手抄本，抄手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学郎、僧尼及下层官吏，错字、别字、方音假借字、方言词语以及脱漏、衍文比比可见，故向以难读闻名。其中以俗文学作品写本尤甚。这是由于俗文学作品往往经过多次辗转传抄，旧错沿袭，新错屡出，差错积累，越来越多，加上很多方言词语及方音借字，更加难读难懂。本《丛刊》中的《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上下二册），面对的正是这类讹误最多甚至难以卒读的俗文学写本。然而展现在笔者眼前的《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却使讹误百出、难读难懂的抄本，变得易读易懂、文从字顺，基本达到了善本水平。这不能不归功于校勘之力。
敦煌学史上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介绍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大批古代遗书重见天日。由于这一发现没有引起清政府和当地士绅的重视，很多敦煌遗书辗转流散。1910年，在中国学者的呼吁下，清政府学部咨甘肃学台，令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移藏部立京师图书馆，亦即后来的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运京的这批遗书，成为国家图书馆敦煌特藏的主体部分。此后数十年，国家图书馆多方搜罗征集，不断丰富敦煌特藏，收藏的敦煌遗书总数达16000余号。
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分四大单元：（一）劫馀录部分，亦即陈垣先生《敦煌劫馀录》所著录的部分。甘肃解京的敦煌遗书，京师图书馆就中整理和挑选出较为完整的，编为《敦煌石室经卷总目》。1922年，陈垣先生任馆长期间，以该目为基础，编纂了敦煌学界第一部分类目录--《敦煌劫馀录》，计有8738号。（二）详目续编部分。1927年前后，从解京的敦煌遗书中又整理出1192号比较完整的遗书，定名《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三）残卷部分。解京的敦煌遗书经过上述两次整理编目的残存部分，总计近4000号。（四）新字号部分。指甘肃解京的敦煌遗书外，图书馆于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收藏的敦煌遗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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