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唯物史观传播的社会条件，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传统学术优良遗产的内在联系，与近代史家治史实践和观点的诸多相通之处，从而认识唯物史观广泛传播的深刻必然性，认识它虽是由外国传入的学说，却能迅速地与中国当代学术文化形成水乳交融、血肉相联的关系，这是我们考察20世纪史学演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同时，认识唯物史观原理的指导意义，认识恰当地运用这些原理来研究中国历史，使史学研究有了更加正确的方向，大大提高其科学性，开拓了新途径，上升到新境界，这是我们考察20世纪史学演进又一极其重要的方面。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过一条披荆斩棘、从创建到壮大，并经过激烈的斗争和考验之后更加成熟的道路。从李大钊宣传唯物史观，郭沫若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直至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其指导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整然的发展过程。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不断加深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解，逐步熟练地把这些原理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恰当地相结合，并创造性地运用，使马克思主义史著更能真实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历史的客观进程和实质内涵，从而成效卓著地提高史学著作的科学价值。唯物史观的原理内容丰富，至少以下诸项都是重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社会的基本进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又有反作用；在阶级社会复杂纷纭的事实中，要用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作为指导线索，同时要严格地把问题提到一定的范围之内，坚持历史主义；承认英雄人物的作用，同时认为人民大众的意志最终决定历史的根本方向；推动和影响社会进程的诸项原因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条件，以及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各种因素构成了“合力”；研究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共性，更要研究各自的特殊性，共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各国、各民族发展的独特性又是对共同规律的补充和发展；评价历史人物，不是根据他的口头宣言，而是根据其社会实践，衡量历史人物的功绩，是根据他比前人提供了什么新东西，运用历史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反对割裂历史联系、孤立地看问题；详细占有材料，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唯物史观关于理论和方法提出的重要原理，以往史学家只能片断地提出，朴素地认识到，而马克思主义却明确地系统地提出一整套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这当然把中国史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史著的某一部可能存在缺陷或失误，但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更高。
在三四十年代，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各有出色的建树。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把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同扎实的文献考订功夫结合起来。他继承了前人，尤其是王国维的考证成果并加以发展，出色地对旧史料作出新解，熔《诗》、《书》、《易》中纸上史料，与卜辞、金文中的考古材料于一炉，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并且上升到系统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高度。这样，文献、卜辞、金文这些原来似乎互相孤立的材料，都发生了联系，成为有用的活材料，殷、周时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得以重现。因而本书成为运用唯物史观原理系统解释中国历史的奠基之作，书一出版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吕振羽于1936年出版《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其重要价值在于：根据出土文物史实，认定殷代确已进入奴隶社会，并从财产形态、阶级构成、国家形成过程等项作全面考察，创立了殷商奴隶制学说。再则，提出周灭商后，奴隶已被解放，周初的分封制，实际上是建立由各级封建领主和被称为“庶人”或“小人”的农奴相对立的封建制度，此则形成过程大致到宣王中兴时完成。吴泽教授评价此两项成就“对中国历史科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大建树的意义”（注：吴泽：《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吕振羽》，见刘茂林、叶桂生著《吕振羽评传》一书代序。）。在此前后，吕振羽还著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书。翦伯赞于1938年著成《历史哲学教程》，是一部较早的阐述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科学基本理论的著作，主要论述历史科学的任务，发展阶段，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等项，对不少重要问题都坚持并发挥了正确的观点和主张。作者又于1943至1944年撰成《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对于远古、殷、西周至秦，汉历史作了有系统的论述。范文澜于1940至1941年在延安著成《中国通史简编》。建国后修订出版了第一、二、三编（分四册出版），共约110万字。他又于1943年起至1945 年离开延安时，完成《中国近代史》（上册），约30万字。以后对此书多次进行修订，至1955年出版修订第9版。 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它对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演进提出了系统的看法。对起于西周、迄于鸦片战争的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奠定了以后范文澜关于古史分期学说的基本格局。它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二者的结合，做到了比较深入而成功地分析和描述各个时代的特点。如战国养士制度，魏晋门阀制度，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明清以后对外关系的逆转、西方势力的东来、“海禁”政策造成的被动局面等，都有深入的分析和生动的叙述。范文澜的书写于延安窑洞，而其理论方向和学术品位，则标志着具有更高科学水平的史学新阶段的到来，以其新颖的观点、系统的内容、生动的文字而大受欢迎。故戴逸教授曾评价说：“它集中了许多革命者的智慧，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观点新颖，气势磅礴。使人发聩震聋，耳目一新。”（注：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在纪念范文澜诞生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中国近代史》（上册）同样是一部名著， 被誉为“造端宏大，材料新颖”。以前，国民党文人蒋廷黻曾写有《中国近代史》，歪曲历史，称鸦片战争是“东西对打”，引起战争的原因是中国“禁烟”，“英国对于我们妄自尊大和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和我们算一次帐。”称赞琦善替代林则徐主持外交，“论审势，论知己知彼的功夫，琦善无疑远在时人之上。”污蔑林则徐主张抵抗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口上讲的和心里想的并不一致，“把自己的名誉看得重，把国家的事情看得轻”，林则徐讲“民心可用”，被他指责为“不过是士大夫传统的高调和空谈”（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文史研究会，1941年版。）。可见，在当时，近代史研究领域存在着多么严重的斗争，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又多么直接影响到中国走什么路的大问题。而打开范著，则有一系列新鲜、醒目的标题跃入眼帘：“可耻的鸦片走私贸易”、“腐烂的天朝”、“烟毒泛滥于中国”、“统治阶级对鸦片的态度--抵抗、妥协、投降三大派”、“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书中以大量确凿的史实，证明中国的禁烟和抵抗，完全是正义的；英国侵略者却是派出舰队，到几万里以外进行野蛮的侵略战争！赞扬林则徐是坚决抵抗侵略的杰出人物，怒斥“作为道光帝代表的琦善，实际上是义律的代表”，是媚敌求降的民族败类。范著系统地论述了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封建阶级的腐朽统治怎样一步步将中国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人民和正直人士的抵抗和摸索救国道路怎样把中国历史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由于这部著作深刻、生动地再现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材料新颖、丰富，中肯地评价了各个时期的事件和人物，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达到了新阶段，它所提出的基本框架和一系列深刻的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40年代，侯外庐在思想史和社会史领域有重要建树，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郭沫若曾评价他在先秦思想史领域的成就说：“在研究这一时期的哲学问题及其他思想形态问题的中国历史家当中，侯外庐占据了最显要的地位。”（注：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载1946年《中国学术》第1卷（创刊号）。）建国以后，以他为主， 并有杜国痒、赵纪彬、邱汉生等学者合作，相继修订和撰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至五卷，成为这一领域的传世之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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