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至60年代初，由于唯物史观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指导地位，中国史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续作出建树。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经过长达十多年的修订，大部分章节几乎重写，理论更加成熟，内容更加丰富，论述更加深刻，成为本世纪前60年最享盛誉的中国通史巨著。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注：《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1961年开始编撰，到1966年出版了第二、三、四册。至1979年，全书由人民出版社一并印行。本书于1995年荣获全国文科教材的重奖（特别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长期作成大学通史教材。其他在断代史、专史领域等也出现了一批佳作。有的原来擅长于作考证的史学家，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学术更臻新境，成为海内外著名学者。大学历史系及全国各地历史研究机构迅速发展，大量培养人材，研究队伍较前远为壮大，尤其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历史学科体系，更为建国前所不敢设想。史学工作者自觉地用可信的、科学的历史知识教育群众，发挥历史教育对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拿民族史来说，史学工作者们深入总结各族人民长期以来相互交流、融合的历史，和近代以来各族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传统，对于推进民族大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爱国主义精神起到巨大作用。在50年代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所得材料在二万万字以上。凡此都证明建国后唯物史观指导下史学工作成就巨大。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又走过曲折的道路，甚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50年代后期逐步发展的“左”的错误，“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学术工作造成严重干扰。另外，史学队伍在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中，由于水平限制和经验不足，产生了一些偏差和失误，出现了教条化、公式化、片面性及忽视扎实的史料功夫的偏向。这类失误和偏向，经过进一步学习唯物史观原理，总结经验教训，端正学风，是能够逐步克服的。一些对唯物史观理解深刻的学者，特别是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针对错误倾向，甚至敢于顶住压力，态度鲜明地提出批评，坚持和捍卫了唯物史观的正确原则。范文澜于1958年发表《反对放空炮》一文，严肃地提出史学界的学风问题，指出踏踏实实进行科学工作，认真地、系统地读书，深入分析问题的意义。他批评史学界中有的人“动起笔来，却把历史事件忽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把自己杜撰的一些公式和规律，演成篇幅，说这就是论文，或者说这就是著作。”（注：范文澜：《反对放空炮》，《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1961年5月，范文澜在首都史学界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言， 着重谈了史学界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论”和“打倒帝王将相论”的问题。他认为，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范文澜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本是真理，但是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只承认历史上的劳动人民，不承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这就成了谬论。这种谬论应该受到大家的反对。他严肃地批评说：“阶级社会是由互相对立着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了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注：范文澜：《首都史学界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一十周年》，《光明日报》1961年5月31日。 ）郭沫若提出：“从新的历史观点出发，固然应该着重写劳动人民的活动，但以往的社会既是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活动也就不能不写。”（注：郭沫若：《关于目前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9年第4期。 ）翦伯赞也明确地认为：“作为时代的符号，王朝的称号和公元与世纪一样并不妨碍我们去发现历史规律性。妨碍我们发现历史规律性的，是以帝王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不是王朝的称号。”（注：翦伯赞：《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3月18日。）1962年， 翦伯赞针对史学界流行的以貌似“革命”的观点，片面化地对待历史上各时代的事件、矛盾和人物评价时，挺身而出，深刻地论述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关系，指出：“必须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严肃地批评“为了站稳立场，有些同志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在有些讨论农民战争的文章中，把农民革命的领袖说得比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还要进步”一类片面化倾向。（注：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5月号。）范文澜、翦伯赞的坚定态度和言论， 在错误倾向泛滥之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确信唯物史观的原理是科学的体系，为了坚持真理，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而无所畏惧！
三、理论创新对新时期史学的贡献
十年浩劫对历史学造成严重的摧残。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国家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历史学也迎来了万木向荣的春天。新时期历史学的特点，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冷静反思，思想解放，开放拓展，勇于创新。史学界经历了“四人帮”疯狂破坏，在思想上、理论上蓄意颠倒、肆意制造混乱的灾难和沉痛教训之后，展开了理论上的批判清算，并进入了冷静地反思如何准确地理解、掌握唯物史观的本来意义和如何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正确运用的新时期，并且进而反思如何有效地克服50年代后期存在的教条化、片面化倾向，努力促使史学研究达到新的科学水平。知识界打破禁锢他们的桎梏，思想空前活跃，勇于提出各种新问题，大胆探索，同时，大力引进国外史学理论和方法，获得借鉴。不断地提出新的课题，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不仅以往受到重视的断代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民族史等继续被关注，注入新的活力，而且过去研究薄弱或尚属空白的分支学科，如文化史、制度史、社会史、妇女史、风俗史、地方史及区域经济研究、家族史、人口史等等，都相继吸引着学者们去开拓，呈现方兴未艾的局面。创办了大量新刊物、新的研究机构和团体，发表了数量极丰的论文，出版了大量有创新价值的著作。研究队伍声势更壮，新人辈出。因而，无论从总体水平上，论著数量和科学价值上，研究领域的拓展上，最近20年是中国史学空前繁荣兴旺的时期。
新时期在历史观方面提出的创新论点无疑是不少的，这些需要大家共同来总结。其中，我以为，最具重要理论价值的是，明确提出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做到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相结合。二十几年来，白寿彝先生为此进行了执着的努力，并主编完成规模巨大、内容宏富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因而成为新时期理论创新和推动中国史学达到新阶段的代表。
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很大的成绩，主要是在探索和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然则，唯物史观创始人本来就一再论述过：研究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丰富性、生动性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马克思说：“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条件，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的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能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3页。 ）。他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人口问题的研究，可以归结为：首先经过“表象的具体”，再到“多层次的抽象”，最后回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这样的研究方法，称之为“显然是科学上的正确方法”。并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研究人口问题是如此，那么研究如此丰富复杂的人类历史客观进程更应该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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