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教授自建国以后便高度重视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进入新时期以来，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对于如何理解唯物史观原理，以及运用它来研究中国历史实际不断提出理论创见，并且怀着崇高的使命感，要通过探索和总结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历史，为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具体理论，写出能够再现中国几千年历史丰富生动的内容的史著作出贡献。这一基本思想，贯穿在他的许多著述之中。他说：“有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要搞清楚，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把真理的大门关死，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要求人们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看，在经典作家解释的普遍规律以外，还有不少具体规律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去发掘。”（注：《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第275页。）又说：“要研究我国历史发展规律，研究全人类的社会发展规律。但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各有自己的具体情况。……这种研究的正确成果必将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增加丰富的内容。”（注：《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第275页。）他在《中国通史纲要》等论著中，提出了广大边区封建化对全国历史的重大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对封建国家管理职能等诸多新论点，并且明确地提出，以“既反映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历史的丰富性”（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 页。）作为编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指导思想。
由于在历史观点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就有力地推动通史编撰体裁实现了重大的创新。因为史书的体裁是史家观点及其所要表述之内容的载体，体现反映历史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白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应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95页。）他经过长期探索，决定继承传统史书的优点并加以改造，吸收近代章节体史书的特点，并借鉴外国历史著作的长处，创立一种“新综合体”，作为《中国通史》的体裁。自商周史卷以下，各卷均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各尽其用，又互相配合，融为一体。序说部分论述各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国内外研究成果，把学者引到学术研究的前沿。综述构成全书的主干，宏观地论述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阶段特点和发展趋势，纲举目张。典志是对历史发展过程中若干侧面的剖视，包括民族、经济、阶级关系和社会阶层、典章制度、科学技术、文化学术、风俗、中外关系等，体现社会发展各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传记是记载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写出人物所体现的时代特点及其对时代的作用，克服长期以来通史著作中见不到完整人物形象的缺陷。白先生总揽全局，制订并实施了全书的指导思想，以20年的心血，在诸多名家和众多学者的通力合作下，这部总计12卷、22巨册，共约1400万字的通史巨著终于编撰完峻，于今年初全部出版。这部巨著的问世，立即以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理论创新所达到的新高度，以其内容十分宏富、集中了一代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体裁的独创性、时代性，为社会各界所高度重视。学术界评价这部通史是空前的巨著，内容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几乎无所不包，是真正的通史，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毫无疑问，由于坚持科学历史观为指导的正确方向和大胆创新，才使白先生有如此宏大的著述气魄，使这部《中国通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又一重要的里程碑。
以上仅是管见所及而提出来的初步思考。从历史观的进展及其推动作用的角度，回顾20世纪史学的走向，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大启示是：从事史学研究固然要很重视史料的搜集、深入的考订、方法的运用等，而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导尤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本世纪以来，进化史观及西方新学理的输入，唯物史观的传播，新时期的理论创新，都因其凝聚了观察历史的科学性，并且相继达到新的高度，才成为推动20世纪史学接连跨进新的阶段，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因素。我们只要坚持科学历史观指导的正确方向，勇于开拓、创新，继承发扬传统史学的优良遗产和近代史家的优秀成果，并且以开放的心态大力吸收西方史学的有益东西，就一定能迎来新世纪史学更加光明和广阔的前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