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举一个历史事例来验证上述论点吧。
a.古罗马统帅凯撒于公元前44年3月15日被刺。
b.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于1865年4月14日被刺。
c.以色列总理伊札克·拉宾于1995年11月4日被刺。
上述三个具体的事例，是否显示出某种重演性呢？这取决于这三个具体事例本身的性质（事物的客观性）也取决于我们的认识方法（认识事物的主观性）。
众所周知，人的认识总是由特殊进入普遍，从个别走向一般。在认识的前一个阶段里，我们要认清的是每一个个别事物的特殊性，研究它们各自特定的时空定位（被刺发生在何时何地、弄清楚它们各自的内容细节，被刺者是死于刀刃、枪弹还是炸药等），此时，我们不会把a、b、c这三个具体的事例视为重演， 正如哲学家金岳霖所说：“事实既是特殊的，它当然是不能重复的。”（注：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6页。）
在认识的后一阶段，我们要认清的是非个别事物的特殊性，而是要从这些个别的、特殊的事例中寻求它们的同一性，亦即它们之间的某种本质的联系。这时，a、b、c 这三个具体的事例的外在差异性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它们由同类而表现为重演，于是人们发现a、b、c 三个事例都呈现出一种重演性。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历史不又是可以重演的吗？倘若以具体细节重演的不可能性（凯撒在出席元老院会议时被政敌多人用利刃刺死，林肯在剧院被刺、翌日伤重而亡，拉宾随着三声枪响倒在血泊中）并以此为圭臬，得出历史的不重演性，这是没有说服力的。总之，抽象地、笼统地谈论历史会不会重演（重现）是没有意义的。
以上所述，对我们以具体的材料，进一步分析历史影视片的重现历史的问题是有启发意义的。
二
我们既然要以历史影片作为主要的举证对象，那么人们要问：什么是历史影片呢？
让我们拓宽视角，稍稍回溯一下中国内地学术界在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历史剧讨论中发表的那篇有广泛影响的文章，那就是历史学家吴晗的《谈历史剧》，也许对我们引出什么是历史影片的问题有某些借鉴作用。
在那篇文章中，吴晗认为历史剧应该是这样的：
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人物、事实都是虚构的，绝对不能算历史剧。人物确有其人，但事实没有或不可能发生的也不能算历史剧。在这一点上，历史剧必须受历史的约束，两者是有联系的。（注：吴晗：《谈历史剧》，载《文汇报》1960年12月25日。）
在谈到历史剧与历史的区别时，吴晗这样说道：
历史剧作家有充分的虚构的自由，创造故事，加以渲染、夸张、突出、集中，使之达到艺术上完整的要求。具体一点说，也就是要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没有浪漫主义也是不能算历史剧的。（注：吴晗：《谈历史剧》，载《文汇报》1960年12月25日。）
据此，吴晗认为，他写的《海瑞罢官》是历史剧，而把杨家将这类“人物没有根据，事实没有根据”的戏，如《杨门女将》、《十二寡妇征西》、《杨排风》等列为“故事剧”，把《西游记》、《封神榜》等列为“神话剧”，认为它们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
吴晗上述关于历史剧的见解，虽然过于狭隘与逼仄，但对于我们界定什么是历史影片还是有启发性的。据我们看来，历史影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狭义的历史影片，即有历史记载与历史事实的根据，在这一基础上，也可以虚构，进行艺术加工，使情节更曲折，故事更生动。显然《鸦片战争》属于这类影片。外国影片《斯巴达三百壮士》、《辛德勒名单》等也是。这里所说，大致与吴晗上述关于历史剧的定义相当。
另一类是广义的历史影片。其实，所谓历史影片是相对于现代影片而言的。因此，凡反映古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表现某一历史时期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和有可能出现的人物，即根据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原则与逻辑原则去综合、概括和反映社会生活，即茅盾所说的“按其人其时的条件有百分之百的可能作此事，出此言”。凡是这类影片都可以归之于历史影片的范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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