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说，《周礼》因秦始皇焚书而被隐藏，至汉“开献书之路”而出于“山岩屋壁”，出而复入于汉王朝之“秘府”，致使“五家之儒”（指汉代传《礼》者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戴德戴圣五家）也都“莫得见”。这部出于“山岩屋壁”的《周礼》，盖即河间献王从民间所得而献之者。故孙诒让说：“秘府之本，即献王所奏。……至马《序》（案指贾公彦《序废兴》所引马融《传》）云‘出山岩屋壁’，只谓埋藏荒僻，与淹中孔壁，绝无关涉。”（注：孙诒让：《周礼正义》之《周礼》大题《疏》。）黄侃也说：“汉武帝时，河间献王献《左传》及《古文周官》，此则马（融）所云‘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者，即指此献王之本矣。”（注：《礼学略说》，见《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盖因河间献王献书时，汉王朝立于学官的儒家经典已经确定了《诗》《书》《易》《礼》《春秋》五经，这五经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且《周礼》所述制度又与当时的制度相左，故将其藏之于秘府，致使“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这部“入于秘府”的《周礼》，到成帝时刘向、歆父子校理秘书，始又发现而著于《录》《略》，到王莽时方得表彰而大显于世。
关于《周礼》的发现，还有出于孔壁之说。郑玄《六艺论》曰：“《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注：《礼记》大题孔《疏》引。）又《太平御览·学部》引杨泉《物理论》曰：“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周官》，缺，无《冬官》，汉武购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记》备其数。”案此说并无史实根据。《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曰：“及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汉书·艺文志》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案鲁恭王以景帝前元二年立，立二十八年而薨，见《汉书·鲁恭王传》，是其薨时当武帝元朔元年，不得云武帝末），欲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许慎《说文叙》曰：“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王充《论衡·佚文篇》曰：“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得佚《尚书》百篇，《礼》三百，《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又《释文序录》云：“《古文尚书》者，孔惠之所藏也，鲁恭王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之，并《礼》、《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案以上诸文所记出于孔壁之书虽参差不一，然无一言及《周礼》，是郑玄《六艺论》及杨泉《物理论》之说，并不可信，故孙诒让斥之为“妄撰”（注：孙诒让：《周礼正义》之《周礼》大题《疏》。）。
又有所谓孔安国献《周礼》之说，见于《后汉书·儒林列传》，曰：“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案孔安国献书之说，已见于上引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及《艺文志》，其所献乃孔壁中书，而孔壁所出书既不见《周礼》，孔安国又何得而献之？且据《移让书》和《艺文志》，孔安国所献，乃《逸礼》和《古文尚书》，又何曾献过《周礼》？又孔安国是否有过献书的事，学者亦颇疑之。《史记·孔子世家》曰：“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案孔安国之生年不可考，何时任博士亦不可考，据常理推之，其任博士时盖不小于20岁。又武帝元朔五年（前124 年）曾下诏“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注：《汉书·武帝纪》。），于是公孙弘上书建议令郡国荐举“好文学”者以为博士弟子（注：《汉书·儒林传》。），此后有兒宽者，“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注：《汉书·兒宽传》。）。可见孔安国任博士，定当在元朔五年之前，而兒宽之被选为弟子并受业于孔安国，则当在元朔五年之后，前后相隔，盖不少于3年。即使假令孔安国任博士、 公孙弘建议郡国荐举“好文学”者及兒宽之被举而为孔安国弟子都在同一年，即都在元朔五年，而巫蛊事件（当指戾太子巫蛊事件）则发生在征和二年（前91年），距元朔五年已经33年，孔安国如果还活着，他的年龄已不小于53岁，且实际年龄可能远在53岁以上，那就同司马迁称其“蚤卒”的记载不相符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颜）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孔子哭之恸。”据《孔子世家》，颜回小于孔子30岁，孔子死时年73岁，则颜回死时决不会大于42岁，而称“蚤死”，则孔安国有生之年断不可能及于巫蛊事件明矣。是所谓孔安国献书而遭巫蛊事件之说，亦不可信，盖属传闻之误。
还有所谓文帝时得《周礼》之说，见于《礼记·礼器》“故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下之孔《疏》，其文曰：“（《周官》）经秦焚烧之后，至汉孝文帝时，求得此书，不见《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记》补之。”案此说益不知何据，汉人从无文帝时得《周礼》的记载，故孙诒让斥之为“此尤谬悠之说，绝无根据者也”（注：孙诒让：《周礼正义》之《周礼》大题《疏》。）。
三 《周礼》立博士及其在汉代的流传
《周礼》一书经河间献王献之于西汉王朝后，旋即藏入秘府，其原因盖如贾公彦《序废兴》引林孝存的说法，即“武帝知其末世渎乱不验之书”的缘故。末世者，谓《周礼》为周末之书也；“渎乱不验”者，盖谓其所述制度既与立学官的今文五经不合，也与大一统的西汉王朝的现实制度不符。所以《周礼》一书并没有受到西汉统治者的重视，当时汉王朝诸儒亦无研治《周礼》者。然《汉志》礼家类却记有“《周官传》四篇”，据王葆玹先生考证，这四篇《传》很可能是河间献王组织人编写的（注：见《今古文经学新论》第三章第五节。）。可见《周礼》一书发现后，在河间王国曾有研治者，但此后《周礼》学的承传便中断了。
成帝时，刘向、歆父子校理汉王朝秘书（据《汉书·成帝纪》，校书事始于河平三年，前26年），发现了《周礼》，刘向将其著之于《别录》。成帝绥河元年（前8年），刘向卒。第二年成帝亦死， 哀帝即位，命刘歆继续校书，以卒父业。于是刘歆又在其父《别录》的基础上撰成《七略》奏之。刘歆奏《七略》的时间，据现有材料看，盖在哀帝即位之初。《汉书·刘歆传》说：
哀帝初即位……（刘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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