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司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官解诂》。
是郑众之父郑兴亦传《周礼》学，郑玄在其《周礼注》中亦曾多次引用其说，《后汉书·郑兴列传》也说“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郑兴的《周礼》学，当亦受之于杜子春无疑。据王葆玹考证，是“郑兴先派其子郑众向杜子春请教，再由郑众那里了解《周官》之学的内容。这就是说，郑兴传习《周官》应在郑众之后”（注：《今古文经学新论》第三章第五节。），或可备一说。又对照郑《序》来看，马《传》还遗漏了卫次仲（据《后汉书·卫宏列传》当作“敬仲”），即卫宏，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及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亦皆载有卫宏《周礼解诂》（皆见《二十五史补编》），其实都是根据的郑《序》，然《卫宏列传》并未言及卫宏研治《周礼》事，其说亦不见前人称引，不知郑《序》此说确然否。
又《后汉书·张衡列传》载张衡著有《周官训诂》。张衡与马融同时，其《周礼》学不明所受，然从崔瑗对其《周官训诂》的评价“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来看，盖亦上承传自杜子春的郑氏父子及贾逵之学。稍晚于马融还有卢植，《后汉书》本传载其作有《三礼解诂》，又记其给灵帝的上书说“臣少从通儒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又说“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秕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是卢植亦著有《周礼解诂》，其学受之于马融，是亦上承杜子春、二郑一系。又有张恭祖者，亦治《周礼》，见于《后汉书·郑玄列传》，然其学不知所承。
东汉是古文经学大发展时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东汉统治者从其开国皇帝刘秀起，就很重视古文经学，并重用古文经师（注：拙作《刘秀与经学》，《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 章帝还“特好”古文经学，并曾命贾逵作《周官解诂》（注：《后汉书·贾逵列传》。）。因此尽管《周礼》在东汉时期没有立学官，但由于统治者及上述诸大儒的提倡，遂大行于世。
在《周礼》学的发展史上，我们还要特别提到东汉后期的郑玄。郑玄的《周礼》学，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说，是“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然《后汉书》本传则说“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而《序废兴》所引郑《序》则曰：
玄窃观二三君子之文章，顾省竹帛之浮辞，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斯，可谓雅达广揽者也。然犹有参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谓二郑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麤（粗）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存古字，发疑正读，亦信多善，徒寡且约，用不显于世。今赞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训也。
可见郑玄之《周礼》学，亦综揽前儒，非仅受之于马融。郑玄博通今古文经学而又遍注群经。《后汉书》本传载郑玄《戒子书》述其治经之宗旨说：“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故郑玄注经，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博综兼采，择善而从，故能使天下靡然乡风，咸宗其学，且致使今文博士之学，一蹶不振。其《周礼注》亦然，实为汉代《周礼》学集大成之作，这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点。第二，郑玄兼注《三礼》，而特崇《周礼》，在汉代经学史上，第一次把《周礼》排在了《三礼》之首（先《周礼》，后《仪礼》，再《礼记》），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周礼》的地位。第三，两汉的今古文两派，其区分的最重要标志在于礼制，故廖平说：“今学博士之礼制出于《王制》，古文专用《周礼》。”（注：《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初变记》。）皮锡瑞也说：“《王制》为今文大宗，《周礼》为古文大宗，两相对峙。”（注：《经学通论·三礼》。）这种区分是否正确，固然还可以讨论，但正如杨志刚所说：“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礼经学特别是《周礼》之学，在汉代经学的发展中，处于枢纽的地位。从两汉之际始，学界渐以《三礼》尤其是《周礼》移释他经。及至马融、郑玄，更突出地将其他经义纳入礼学的阐释系统。”（注：《中国礼学史发凡》，见《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第128页。）这种学风尤以郑玄为最， 故皮锡瑞批评郑玄“尊信《周礼》太过”（注：《经学通论·三礼》。）。孔颖达也说：“《礼》是郑学。”（注：《礼记》之《月令》、《明堂位》、《杂记》孔《疏》皆有此说。）故郑玄对于此后中国礼学、尤其是《周礼》学的发展，实起了奠基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