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他认为，判断历史人物的作用不应“以成败论”，而应重视历史人物在历史活动中的主观动机。这实际上也是对“情”的肯定。他曾说过，“天下凡有意义之事，常力不能致，而心喜之，口道之。喜极而致，固人情也”[1]（卷三十四《水朱康侯行义记》）。 又说：“天下士亦安可以成败论也。”[1] （卷四十一《明故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刘公墓表》）对于有意义之事，只要“心喜之”，即有完成它的主观动机，即使“力不能致”，甚至终归失败，也是值得肯定的。他以唐代“永贞革新”时的王叔文、柳宗元为例，说柳宗元“读天下之书，怀尧舜之业”，是“天下之才俊贤人也”。对于王叔文，他虽恪于封建传统观念，视其为“世之所谓狂劣无底者也”，但他也认为柳宗元与王叔文“同心”而“相与以济”，是因为他们“欲急世患而成功名”，意念皆在“唐室可兴”，改革弊政、中兴唐室的主观愿望是应该肯定的。所以，他认为王叔文“虽未竟其谋，不可谓无吕（吕尚）葛（诸葛亮）之心矣”。他甚至为韩愈在纪念柳宗元的文章中于柳氏的“委曲用世之志，不为发挥一言”而深感遗憾[1] （以上引文均见《明故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刘公墓表》），认为在这一点上，韩愈的见识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可见，汤显祖重视的是历史人物的“委曲用世之志”，而不以成败论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汤显祖对于本朝人物的评价，也常从他们在社会活动中的主观动机着眼。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他对自己的老师，万历年间“言道德而负经济”的相国张位的评价。万历二十四年（1595年），张位在任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期间，曾疏请万历皇帝“勤朝讲，发章奏，躬郊庙，建皇储，录废弃，容狂直，宥细过，补缺官，减织造，停矿使，撤税监，释系囚”[2]（见《明史》卷二一九《张位传》）。 力图有所作为。张位“初官翰林，声望甚重，朝士冀其大用。及入政府，招权示威，素望渐衰”（同上）。与首辅赵志皋多有磨擦。万历二十六年（1597年），终因朝鲜用兵事，在党争中失败，“夺职闲住”。不久又被诬为“妖书”《忧危竑议》的主使，“诏除名为民，遇赦不宥”。“位有才，果于自用，任气好矜。其败也，廷臣莫之救。既卒，亦无湔雪之者。”[2] （以上均见《明史·张位传》）对于这样一位失败了的政治家，汤显祖极为同情，指出他失败在于“发决太早，未能收拾天下贤士，厚集其势，而轻有所为”。但原其初心，其实“意念皆在国家”，主观动机是好的，故汤显祖认为张位仍不失为“天下所属心望为名相者”[1] （以上均见《明故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刘公墓表》），历史作用不容忽视。
汤显祖对于社会治乱的历史变化规律及个人作用的认识直接影响了他的社会改良主张与实践，他也常将对古人的评价与对时政的评论结合在一起。因此，他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其实是为现实而发的。我们在《简论汤显祖的社会改良理想》一文中曾详细论述了他的法治与教化并举的改良主张及实践效果。他在遂昌的种种举措，其实都尽力想使理、势、情兼顾。比如他既打击隐占田亩、逃避赋税的豪右劣绅，又“稍用严理课”，对付私自采薪开矿的“流傭”、“隐民”，并“勒杀盗酋长十数人”[1]（卷三十五《遂昌新作土城碑》）， 目的在于“急法而治”。但他更重视加强教化，他在遂昌创建书院，“因百姓所欲去留，时为陈说天性大义”，以求得“赋成而讼希”。[1] （卷四十五《答吴四明》）甚至除夕释囚，又让罪囚元宵观灯，约期而返，以示诚信不欺。在他的努力下，确实也使改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以至使遂昌这块地方“小国寡民，服食淳足”[1] （卷四十四《寄曾大理》）。而汤显祖自己也能“五日一视事，此外唯与诸生讲德问字而已”[1] （卷四十五《答吴四明》）。似乎已实现了“赋成而讼希”的目标。但法治是把双刃剑，他对付的是“武横奸盗”的“贵倨”之家和失去土地的“流傭”、“隐民”，在不改变旧的生产关系的情况下所实行的局部改良，既不能持久，也不能深入，于是改良者被迫主动撤退，挂冠而去。改良的实践虽然以幻灭而告终，但汤显祖的改良理想并未泯灭，并且通过戏曲创作一再进行艺术的表现。我们在《牡丹亭·劝农》及《南柯记》的《风谣》、《玩月》、《卧辙》中都可以看到汤显祖对封建治世的美好憧憬。剧中的南柯郡与南安府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封建性的社会等级差别，但是人们的相互关系却绝对协调，全社会呈现出亲睦一家的融洽景象，“物阜民安，辞清盗寡”，“家安户乐，海阔春深”，“仁风广被，比屋歌谣”……正是理、势、情三者“并露而周施”的理想写照。这种描写，既有他对自己在遂昌的那段得意经历的美好回忆及对赵邦清等友朋政绩的曲折赞颂，也是他对历史发展变化规律的一种领悟及对社会改良理想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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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不仅对历史与现实有清醒的认识，而且长于史学，非常重视文献的整理和史书的编纂，且常以良史自负。他的理想当然是能“立言”。他将立言分成三个层次，最理想的是文章能“秉朝家经制彝常之盛”[1]（卷四十九《答李乃始》），参与国家的“馆阁典制著记”[1]（卷四十七《答张梦泽》），即能与于国家史馆编纂工作。但他深知“名第卑远，绝于史氏之观”[1]（卷四十八《答李乃始》）， 作朝廷史官的愿望已不能实现。于是求其次，“不得与于馆阁大记，常欲以子书自见”，以求“成一家之言”。但因“贫病早衰，终不能尔”[1]。 （卷四十七《答张梦泽》）不得已再求其次，“积精焦志”而专注于“韵语”（包括戏曲诗赋）。他虽自谦“词家四种（玉茗堂四梦），里巷儿童之技”，但也深信“大者不传，或传其小者”[1] （卷四十八《答李乃始》），并认为“韵语行，无容兼取”。（《答张梦泽》）在戏曲诗赋的创作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但他并未放弃对著史和文献整理的偏爱与追求。他曾花十年时间校订《册府元龟》，因为《册府元龟》“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所收多历代君臣事迹，经过编者的“甄综贯串，使数千年事无不条理秩然”，“可资览古之助”。[3] （引文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子部类书类一《册府元龟》提要）正符合他重视史鉴的志趣。他还曾计划为张居正等当代政治家作传，以知人论世，并重修《宋史》。史学方面的成就也是令人钦佩的。但由于他重修的《宋史》并未完稿，且未能刻印流传，故其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往往为其戏曲诗文创作成就所掩。探究一下他对《宋史》的修改主张，正可以与他的历史观相印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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