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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为什么要取消道学传，他自己没有说。受他启发而于清初坚决反对立《道学传》的黄宗羲、朱彝尊倒说了许多话，详见黄宗羲《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7]（《南雷文定》前集卷四）、 朱彝尊《史馆上总裁第五书》[4]（《曝书亭集》卷三十二）等文。限于篇幅， 本文不拟详述。大要说来，黄、朱二人认为元人修《宋史》首次立《道学传》，“言经术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别之为道学。又以同乎洛、闽者进之道学，异者置之儒林”，将好端端的大一统的儒学，分出了门户，立道学，则是以程朱一派为正统，“而于大一统之义乖矣”。他们认为“儒林足以包道学，而道学不可以统儒林”。说来说去，总之是为大一统儒学巩固其正统地位。全祖望说：“《宋史》分《道学》于《儒林》，临川礼部若士非之。国朝修《明史》，黄征君黎洲移书史局，复申其说，而朱检讨竹垞因合并之，可谓不易之论。”[6] （《移明史馆帖子五》）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曾看到过汤氏的《宋史》改本，因此他“复申其说”，既曰“复申”，其理由至少不会与汤氏的主张毫无联系。此其一。其二，汤显祖也是主张“孔子之道”，并拥护儒学正统地位的，而且对理学家的讲学习气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他说过，“直心是道场，道人成道，全是一片心耳。……最胜处不在讲学”。[1] （卷四十七《答诸景阳》）“少年人不在平心定气，而在读书能纵能深，乃见天则耳”[1]（卷四十七《答邹公履》）。基于这样的认识， 他自然不会赞成将道学从儒林中分出，来抬高道学的地位。第三，晚明时期道学已越加虚伪，一些文人抨击道学，抉摘情伪，言辞非常激烈，如汤显祖素所佩服的李贽揭露道学家“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8]（《续焚书》卷二《三教归儒说》）。 汤显祖自己也常批评柔媚虚伪的假道学习气，对于“此时男子多化为妇人，侧行俯立，好语巧笑，乃得立于时。不然，则如海舟目虾，随人浮沉，都无眉目，方称盛德”的社会现象表示不满。[1] （见卷四十八《答马心易》）这些都表明了他对道学的反感。
    汤显祖反对正史立道学传的主张对清初的《明史》编纂产生过重大影响。朱彝尊《史馆上总裁第五书》中提到，明史馆总裁的“手疏史目”，即体例初稿中“有儒林传又有道学传”，朱彝尊、黄宗羲等人均上书反对。结果，《明史》不立道学传。
    此外，汤氏将“误国诸臣”归入《奸佞传》，删五代入宋诸臣之碌碌者，补南宋建炎以后名臣，也是为了尽量给予历史人物以恰当的评价，而这种褒贬的标准当然与他的历史观点密切相关。至于“列濮、秀、荣三嗣王独为一卷”，则是他的情理兼顾的主张在史书编纂中的具体反映。英宗、孝宗、理宗均是以旁支入承大统的，按照封建宗法制度，“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9] （《宋史·司马光传》）这就使英宗、孝宗、理宗在如何确定与本生父母的名分及如何追尊自己的本生父母等问题上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英宗于治平二年诏议崇奉濮王典礼时，便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司马光、吕诲等人认为追崇濮王是英宗“厚所生而薄所继，隆小宗而绝大宗”[9]（《宋史·吕诲传》）， 主张英宗称生父为皇伯而不称亲，即不以亲情妨碍纲常。欧阳修、韩琦等则主张“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9]（《宋史·欧阳修传》）。 即主张丧服的规格可以降低，但本生父母的名分不能去除。事情闹得不可开交，只好由皇太后手诏中书，“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再由英宗下诏谦让，不受尊号，但称亲。即不敢尊濮王为皇，但保留父子名分。风波才算平息。《宋史》恪于礼法，尊大宗，故将濮王、秀王与宗室诸王并列，甚至未为荣王立传。汤显祖认为“天性露于父子”，“必为孝慈”。[1]（卷三十七《明复说》）主张“仁孝之人，事天如亲，事亲如天”。[1]（ 卷三十七《贵生书院说》），认为加强亲情与维护天理是一致的。他不但为荣王补传立说，且将濮、秀、荣三王传记合为一卷，以示与宗室诸王有别，仍然是他的情理兼顾主张的一种表现。
    原文参考文献：
    [1] 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 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 朱彝尊，曝书亭集[M].四部备要本。
    [5] 钱谦益，有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6] 全祖望，鲒埼亭集[M].
    [7] 黄宗羲，南雷文定[M].四部备要本。
    [8] 李贽，续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 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