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笔者有幸两度赴法研修法国史，各为期一年。在两次研修期间，接触了大量法国史学新的研究成果，与法国同行进行了交流，深感从80年代开始，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法国的史学变化之大。但国内介绍法国史学趋势的书籍，还停留在“新史学”的阶段，最多也就涉及心态史，而这些在当前法国史学界已成为昨日黄花了。最近在一些世界史与史学理论的刊物上，读到法国一些著名史学家的访谈，不过还是90年代初的，也较简要，所以笔者想对法国近二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来史学发展的一些新趋势作一整理，更深入地探讨法国史学发展的一些新视角和新概念，求教于国内的同行。
法国史学新热点：表象史（ histoire de repr ésentations）
近十多年来，法国史学中最为时髦的用语之一，就是“表象史”。何为“表象”（représentation）？根据法语词典， 该词至少有这几层含义：1、通过图象、象征物和符号使某些东西被人们感知的行为；2、代表一种现象和思想的画面、形象、象征物和符号等；3、 物体呈现在精神中的方式；4、人们的感知和精神画面的复现， 这种感知和精神画面是和感知主体生活的世界中的某种物体、某种情形和某种场景相关联的。当前法国史学家们在使用“表象”一词时，往往没有十分精确的定义，它的含义包括“形象”、“象征物”、“感知或感觉”、“代表性”等等。
在当前法国史学界，“表象”（représentation ）一词替代了20年前“心态”（mentalité）的位置，但它与心态史有联系又有区别。早在本世纪初，社会学家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和莫斯（MarcelMauss）就曾在社会学的研究上使用了“集体表象”（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的概念（注：1903年，这两位作者在《社会学年鉴》（Année sociologique ）上发表了题为《论分类的若干原始形式，对集体表象的研究》（De quelques formes primitives. Contributionà l'étude des 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的论文。），而史学家系统地使用这个概念要到80年代末。 1989 年罗瑞·沙尔梯埃 （Roger Chartier）在《年鉴》（《Annales ESC 》）杂志上发表了可以称为表象史宣言的论文《作为表象的世界》（Le mond comme repr ésentation）。根据法国心态史学家伏维尔（Michel Vovelle）1993 年的观点，表象史是心态史研究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注：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 ）：《历史与表象》（Histoire etreprésentations），载《人文科学》（Sciences Humaines）， 第27期，1993年4月。）他认为，乔治·勒费弗尔、马克·布洛克、 吕西安·费弗尔、罗伯特·芒德鲁、乔治·杜比和菲力浦·阿里埃斯等人，虽然在他们的写作中没有直接使用“表象”一词，但他们“处理了不少的集体表象的问题”（注：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历史与表象》。）。但是，随着表象史研究的越来越深入，表象史研究的内容比心态史宽泛得多（当然它也包括心态史的内容），所以它并不是象伏维尔1993年所说的那样，表象史加入到心态史的行列之中，而是表象史涵盖了心态史。早在1992 年， 目前当红的表象史专家阿兰·科尔宾（Alain Corbin）就撰文写道：“表象体系决定评判体系，它决定了观察世界、观察社会和观察自我的方式，对情感生活的描述是根据表象体系来组织的。正是这种表象体系调整着人们的实践。感情史，情感心理史，或如人们喜欢称呼的心态史，它首先是一种表象史，否则要设想这样一种史学，明显是荒唐的。”（注：阿兰·科尔宾文章载1992年1 月至3月号季刊《近当代史杂志》（Revued'histoire moderne etcontemporaine）。）法国表象史的论著涵盖面相当宽泛， 但大致可概括为三方面内容。
第一方面主要是对法国史学家拉布鲁斯及其追随者在五六十年代对“阶级”或“社会集团”所下的定义提出挑战。对于拉布鲁斯学派来说，阶级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客观条件的产物，具有客观的标准，比如经济收入和所有权拥有与否等等。这种阶级分析上的“客观主义”被研究表象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否定。这些人认为阶级和社会集团本身是主观社会构造而形成的，一些客观标准，如职业、教育水平、收入、财产等等并不能作为区分社会集团和阶级的唯一标准，一个阶级内部的成员在这些方面可以是完全不同的。根据这些史学家，主要是由社会组织（如工会、压力集团等）推动的社会斗争才促进了阶级意识的形成，最终巩固了阶级和社会集团的阶级意识和集体认同感（注：这方面的重要代表是安图瓦纳·普洛斯特（Antoine Prost）， 参见他的《史学十二讲》 （Douze lecons sur l'histoire），Seuil 出版社，1996年。 ）。从这种观点出发，社会集团只有在他们的代言人在政治舞台上代表他们讲话时，阶级才得以存在。在这里社会史与政治的表象密切相关。有些史学家还专门研究了社会立法这类政治和社会的表象对阶级和社会集团观念形成上的重要作用，如托巴罗夫（Christian Topalov ）对失业者的研究（1994年）和杜蒙（Bruno Dumons）和波莱（Gilles Pollet ）对退休者的研究（1994年）等。
第二方面集中研究人们对现实世界感知的历史。传统的历史学在解释历史现象时，十分看重人们行为的客观环境，比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等等，似乎有什么样的条件人们必然会有怎么样的反应。这种分析方法的前提是把人看作完全是理性的，能够对周围环境作出十分准确的判断，人的思想行为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而强调表象史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外界条件是一回事，人们的反应又是另一回事，人们的行为，取决于人们对客观环境条件的感受，取决于他们的表象体系（比如人们的智慧程度、个人性格、关注中心和目标等等）。史学家们常举的事例就是法国法西斯问题，历史学家们重构的历史真实与当时人们的感受是不同的，而正是当时人们的感受而不是历史的实际决定了法国的政治走向。法国的历史学家们根据掌握的详细材料已经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法西斯的影响只局限在政治外围和公众的舆论中，并没有对法国的共和民主政体构成多大的威胁。但在1934年，法国人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法西斯势力十分强大和危险，这种感觉促进了法国深远而持久的反法西斯潮流的形成，促进了人民阵线的诞生。（注：让－克劳德·鲁阿诺－勃尔巴朗（Jean-Claude Ruano-Borbalan）主编：《今日史学》（L'histoire aujourd'hui），人文科学出版社，奥克塞尔，1999年，第161页。）
在研究人们感知历史的方面，阿兰·科尔宾是主要的代表人物，他一直强调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的重要性。在史料的层面，他认为史学家们应该把文学的材料看得更重，因为它们比那些档案材料更好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感觉。根据他的说法，“要认识过去的人，我们只有借助于他们的眼光，只有体验他们的情感，舍此别无他法。”（注：转引自热拉尔·努瓦利埃尔（Gérard Noiriel）所著《什么是当代史？ 》（Qu'est-ce que l'histoire contemporaine?），Hachette出版社， 巴黎1998年，第147页。）因此，他认为， 历史学家们的首要任务是“廓清人们的想象，了解情感产生的机制，了解欲望的起源，了解在特定的时间里痛苦和欢乐的表现方式，描绘人们的体形，复原当时的表象体系和评判体系等。”（注：转引自热拉尔·努瓦利埃尔（GérardNoiriel）所著《什么是当代史？》（Qu'est- cequel'histoirecontemporaine?），Hachette出版社，巴黎1998年，第147页。 ）科尔宾的研究既有宏观方面的，也有微观方面的。1988年，他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空白的领域。1750至1840年西方和对海边的向往》（LeTerritoire du vide.L'Occident et le désir du rivage,1750 -1840,Aubier 出版社）。这是一部宏观的、带有结构性研究的著作。他在一次访谈中，认为这是他最为关注的一个题目。（注：让－克劳德·鲁阿诺－勃尔巴朗主编：《今日史学》，第262页。 ）他自己出身于诺曼底海边，他在历史的研究中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岸的吸引力和吸引方式是在发生变化的。罗马人曾涉足海边，但他们不下海。在随后的千年里，海岸不再引起人们的兴趣。但到了18世纪，突然之间出现了向往海边的热潮，人们涌向海边去治疗一些疾病，如淋巴结病、妇女病和气郁头晕病等，随后人们去海边为了放松和消遣，吸引人们去海边的理由隔十多年有个变化，愿望不断交替。而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海边向往的动机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为了多晒太阳，为了将皮肤晒成古铜色，现在加上玩水上滑板之类。这种海边的吸引力和吸引方式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因此，作者截取了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一段历史对人们向往海边的情感和感受进行了研究，以此说明19世纪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的重大变迁。他在1990年又出版了一部著作《残暴者之村》（Le Village des cannibales,Flammarion出版社），通过对1870年发生的一群农民集体杀害一名贵族事件的详细研究，努力再现各个角色的行为特征和动机，以此反映19世纪人们的思想继承与变化。1998年，该作者出版了一部新著，描写了一位极普通的农民在1798至1876年的日常生活，书的标题就是《路易－弗朗索瓦·皮拿戈的世界重现，一位普通人1798至1876年的生活轨迹》（Le Monde retrouvé de Louis -Francois Pinagot,sur les traces d' un inconnu 1798 - 1876,Flammarion出版社）。他通过此人日常生活的追溯，再现当时的表象世界，对以前一些概念化的历史解释作出更正。比如，他提到的这位制木鞋的手工匠，他的日常活动半径最远不过20至30公里，当时法国重大的政治变化对他的影响又如何呢？他没有参加1848年法国历史上第一次男性公民的普选，而这并不是出于政治意愿，而实际上是当时选举的操作方式造成的。选举当天，人们一大早就要在村庄的空地上集合，然后排着队前往县城。到达县城后，又要在县城指定的广场上等待，等叫到投票者的名字后，投票者将选票交给投票站的站长，而站长往往会施加自己的影响。对于文盲来说，选票也是请人代写的，他更不能保证自己是不是投了自己想投的人。所以他在1848年的弃权可能就是由这些琐碎的细节决定的，而并不具有政治上的含义。通常人们统计投票的弃权率，把弃权看作完全具有政治含义的个人行为，通过画出一些曲线和图表来进行地区之间的比较，抽象出它的政治意义等等，可能是有失偏颇的。科尔宾还对历史生活中人们对气味、声音等感觉进行了研究，他提到注意力是很重要的，例如现在巴黎的教堂的钟声并不比中世纪时敲得少，但人们听起来似乎觉得并不多，关键是教堂钟声的重要性下降了，人们对它的注意力也降低了。（注：让－克劳德·鲁阿诺－勃尔巴朗主编：《今日史学》，第263页。 ）在这方面的研究实例还有罗瑞·夏尔梯埃（Roger Chartier）关于书籍和阅读史的研究。（注：他的最新著作是《西方世界的阅读史》（Histoire de la lecture dans le mondeoccidental），Seuil出版社，巴黎，1997年版。 ）他强调了阅读形式对理解文本的重要性。一件同样的作品，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版和传播，如连环画、全集、袖珍本、高声朗读等，读者对它的感受是不同的，对它意义的理解也不相同。表象和对现实的感受影响了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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