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学的新趋势
经过90年代史学的发展，我们对法国从80年代就开始出现的史学演变趋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从年鉴学派演变而来的“新史学”发展到90年代，开始热衷于采用一些心理学和社会学上的概念，如“表象”、“归属感”（通常也译作“认同”和“特性”等）和“集体记忆”来拓展历史研究的视野和新方法，从演变趋势看，越来越走向年鉴学派的反面。纵观近二十年来法国史学的发展，有以下几方面的演变趋势：
第一，史学内部的划分越来越细，分枝越来越多，呈分化趋势。与此相关，新的史学研究领域不断开拓。
早在60年代，法国哲学家和史学家福柯就提出了与结构思想和因果决定论相对立的社会科学“解构”和知识分化的思想。但当时在法国史学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年鉴学派“整体史”的观点，主张用因果链将各种历史现象联系起来研究。福柯的观点是逐渐被史学界所接受的。然而，“整体史”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而研究领域增多的后果，并没有出现年鉴学派所希望的“综合”，而是走向分化。正如勒内·雷蒙（René Rémond）在1987指出的那样：“今日史学所探测的土地是如此的广阔和多种多样，以致于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但它曾经可能过吗？）接触到它的全部：……整体史的时代也就成了史学割裂的时代。
”（注：诺拉主编：《自我史论集》（Essais d'ego-histoire），Gallimard出版社，1987年，第342页。）
从70年代开始，一些新的史学研究领域被开拓出来，如心态史、表象史、集体记忆史等。一些以前的史学领域研究的课题也更加细化，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地。法国在年鉴学派时代，社会与经济史的研究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但从八十年代后，社会史的研究与经济史分离开来，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如人口史、乡村史、城市史、家庭史、妇女史、性史、消闲史等，就是有关社会集团研究这一老问题也有了新面貌，人们更多地研究一些社会边缘成分。经济史也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如企业史、技术史等等。政治史的研究也分得更细，其中有较为传统的政治制度史和外交史，但也有新的领域，如政治实践史和政治舆论史，有战争史等等（下面还要涉及）。
史学在新领域的开拓中不断细化，时至今日，史学各领域之间往往是各自为战，平行发展，满足于自己领域的研究，强调自己研究领域的“自治性”和相对独立性（比如文化史、政治史等等），它把相邻的领域研究的成果只作为一种参照，而不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因果关系。这种情况，被许多法国的史学家称作为“史学的碎化”或“小块化”。（注：让·莫利斯·比齐埃尔和皮埃尔·费西埃尔（Jean Maurice Bizière, Pierre
Vayssi ère ）：《史学和历史学家》（Histoireethistoriens），Hachette出版社，1995年，第214页。 ）也有的史学家将这种现象看作是史学上的“兼容并蓄”。对于历史学这种兼容并蓄的现象，悲观者说，这是历史学的被肢解和碎化了，但乐观者把这种现象看作是历史学的新生，未来新的历史学派将从这里诞生。
第二，从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转向政治和文化史，尤其是政治史的复兴成为近二十年来法国史学新趋势的最重要的特点。
年鉴学派特别强调研究社会经济史，强调研究长时段历史因素的重要性。所以当年鉴学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到它的顶峰时期，也就是法国社会经济史发展的鼎盛时期。到了70年代，受哲学上结构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影响，年鉴学派对长时段历史因素的研究开始转移到文化和文明方面，文化史，特别是心态史学逐渐成为热门。至于政治史，在很长时间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治史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成果，但它在法国史学界的地位却受到不恰当的藐视。在第二代年鉴学派的权威人士眼里，政治史被当作是实证主义史学的花边，政治被作为理解历史的外围因素，是上层建筑，它依赖于经济基础，是由经济和社会因素决定的。在结构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盛行时期，政治仍然被作为短期的和事件性的因素而受到轻视。
但是逐渐地，从70年代开始，政治史逐渐得到史学研究者们的青睐，政治史的研究也逐渐获得了比较高贵的地位。到80年代，政治史的研究开始与社会经济史分庭抗礼。当时，在新政治史的代表人物勒内·雷蒙周围集合起一批与年鉴学派对垒的史学家，他们以全国政治科学基金会（FNSP或Science Po.）、 政治研究学院（IEP ）、 当代史研究所（IHTP）和巴黎第十大学等机构作为根据地开展自己独特的研究。此外，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 ）的主任研究员诺拉和朱里亚尔 （
J.Julliard）也是其中重要的成员。1984年， 政治史的专家们创办了自己的杂志《二十世纪》（Vingtième siècle），把当代史研究的重点放在政治史上。1988年，由勒内·雷蒙主编的集体论文集《维护政治史》（Pour une histoire politique）出版， 文集汇集了当时一些重要的政治史专家如塞尔吉·伯尔斯坦（Serge Berstein）、让－皮埃尔·里乌（Jean-Pierre Rioux）、让－雅克·贝克（Jean-Jacques Becker）、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 ）、 安图瓦纳·普洛斯特（AntoineProst）、皮埃尔·米勒扎（Pierre Milza ）和让－皮埃尔·阿泽马（Jean-Pierre Azéma）等人的论文。勒内·雷蒙自己撰写了序言部分和结论，梳理了他们对政治史与整体史关系的看法，为发展政治史呐喊。政治史经过九十年代的发展，现在已经在史学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政治史取代社会经济史成为法国史学研究重点这一趋势与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史学界影响的减弱有一定的关系，法国的史学研究越来越偏向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题目，突出研究历史上人的主观因素，强调这些因素在影响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政治史的复兴也与政府部门的推动分不开，大部分政府部门极想了解自己的过去，于是为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物质和财政支持；最后，政治史的振兴与政治史本身的革新密切有关，现在的政治史在研究的课题、范围和方法论上已和以前的政治史大相径庭，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政治史的复兴是一种更新，是一种旧瓶装新酒。
在方法论上，新政治史反对历史解释中的经济决定论，他们强调政治史研究的自治性和独立性，他们甚至认为政治是社会其它发展因素的聚焦点，只有抓住政治这个中心，才能对其它历史现象有更深刻的理解。勒内·雷蒙在《维护政治史》一书中对这种思想方法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政治现象足于自行构建一个特殊的现实体。同时他又认为，“政治是没有边际的，是与其它大部分领域沟通的。”因此，“政治史要求将自身纳入到史学的全面视野里，在史学的全面视野里，政治史是一个凝聚点。”政治成为大部分历史因素汇聚的地方，“它部分地决定着其它方面的活动，制约着其它活动的进行”。（注：勒内·雷蒙主编《维护政治史》（Pour une histoire politique），Seuil 出版社，1988 年，第382-383页。）在方法论上，政治史还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借助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表象、想象、集体记忆、集体和国民的归属感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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