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面集中在社会集团或共同体在公众中所呈现的“形象”（image或imagenaire）的研究，一部分史学家集中研究一些象征物。 比如莫里斯·阿居隆研究了共和国象征物玛丽亚娜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注：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战斗中的玛丽亚娜， 共和国的形象和象征物》（Marianne au combat, l'imagerie et lasymbolique républicqines），第一卷，1789至1880年， Flammarion出版社，1979年；第二卷：1880年至1914年，Flammarion出版社，1989年。）在政治层面，通过回顾围绕构建玛丽亚娜雕像和玛丽亚娜绘画所展开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说明了这一象征物在凝聚共和派以及全国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法兰西共和国与美利坚共和国不同，没有一个奠基的总统作为“国家之父”，这就迫使共和国的领导人们必须突出象征物的表现。在文化史层面，这一研究开阔了艺术史研究的视野，对玛丽亚娜的表象研究不仅局限在历史性建筑和雕像上，还扩展到钱币、邮票、诗歌等方面。作者向世人说明，这一共和国象征物在19世纪的后半叶开始流行，而当时正是浸透着古典主义倾向的学院派艺术大行之道之时，共和象征物的流行却促进了公民艺术的诞生。它所传递的信息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风格同时遭到反革命的右派和社会主义左派的批评。这种对象征物的研究将政治史与文化人类学结合在一起，类似的还有罗丝蒙德·桑松（Rosemonde Sanson）对“7月14日节”的研究， 米歇尔·伏维尔对马赛曲的研究等等。还有一部分史学家注重社会的话语研究，注意各社会集团使用的语言，以及这些语言在集团意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比如让－路易·罗贝尔专门研究工人的用语，认为工人在与其它社会集团的斗争中，使用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使工人产生一种集团的归属感，成为凝聚工人意识的重要材料。与这些表象研究相联系的，是人们特别注意考察表象在“集体归属感”形成中的重要意义。“集体归属感”成为表象史研究中出现频率十分高的词， 该词法语的原文为“identitécollective”，所指人们对一个社会团体、 国家和某一共同体的归属感，有些书也译作“集体认同”。许多研究表象史的专家认为，象征物、
语言和用语对这种归属感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imaginaire” 也是表象史研究中的时髦用语。
在法汉词典上，imaginaire的意思是“想象出来的事物”，但在表象史的研究中，这一词的意义与此不尽相同，它其实指的是客观事物和社会群体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形象，由此使人们形成对某些客观事物和社会群体的固定看法，决定了人们对它们的态度和要求。所以该词一般应译作“表象反应”比较适宜，现在“表象反应史”也成为表象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表象史与其说是史学领域的拓展，还不如说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和新视野，因为它涉及我们怎样看待历史诸因素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历史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对历史“表象”的考察涉及到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它的理论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对人类社会主观因素的研究，突出人的主观感受和影像；二是强调思想文化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它们的发展往往不取决于经济和社会的其它因素，具有“自治性”，甚至认为思想文化因素对历史的发展常常具有决定性。
史学研究的新视野：集体记忆史（I'histoire de la mémoire collective）
法国近十多年来，有许多著作涉及集体记忆问题。大部分史学家有关集体记忆的定义来自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尔布瓦什 （ MauriceHalbwachs）。哈尔布瓦什最初是学哲学的，曾师从柏格森（Bergson），后在艾米尔·杜尔凯姆的影响下转向社会学。他和法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关注记忆问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记忆问题引起一些知识分子的关心，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活动和学术活动， 其中的典型就有普鲁斯特（MarcelProust）和柏格森（Bergson）等， 哈尔布瓦什的著作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更强调记忆的社会性。1925年，他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记忆的社会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 首次引入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他认为，即使我们的记忆完全是个人的，它们也仍然具有社会意义。我们的记忆来自于我们的生活经历，而我们总是生活在集体中间，我们常常是其中一些社会集团的成员，如家庭、学校团体、职业圈等。我们的记忆并不因为这些集体的消失而消失，有时这种记忆常常因此显得更加强烈和生动，我们经历过那些事件的地点和残留的印记常常会使我们的记忆清晰起来。哈尔布瓦什由此将记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他称作为“个人记忆”（les souvenirs individuels ），它们主要是和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 第二层是“集体记忆”（lesmémoire collective）， 它是由一群经历过同样事件的人们的共同记忆和相关的事件留下的客观痕迹（与事件有关的空间、留下的制度、与此相关的文字和口头档案材料等）构成的；第三层是“传统”，它是在相关事件的当事人消失以后才出现的。（注：参阅莫里斯·哈尔布瓦什（Maurice Halbwachs）所著《记忆的社会框架》，Albin Michel 出版社1994年再版和热拉尔·努瓦利埃尔（Cérard Noiriel ）所著《什么是当代史？》，第198页。）
从法国史学家们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看，他们的概念同时包含了这三层意义。对于史学研究中的“集体记忆”来说，它具有二方面的特征。第一，“集体记忆”总是和当今现实联系在一起的。集体记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重构过去，满足当今的精神需要，所以为过去“昭雪”和“否定过去”常常是记忆的中心话题；第二，记忆总是具体的，主观的，带有感情色彩的，集体记忆总是和一些特定的集体和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有多少社会共同体，就有多少种集体记忆。因为“集体记忆”常常是通过仪式、信仰、传说神话、庆祝和纪念活动、对一些事件的态度和情感等表现出来的，因此，对这些记忆“亮点”的研究就成了“集体记忆”研究的主要内容。
直到20世纪50至60年代，关于“集体记忆”问题的关注还局限于文学、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历史学家们很少涉及这一领域，或者可以说，有个别史学家已经涉及了这一问题，但不愿意或不知道挂上这一块招牌。比如被人们认为是心态史学早期作品的马克·布洛克的《具有治病魔力的国王们》（Les Rois thaumaturges,1924 年）实际也可以被认为是研究记忆问题的。因为作者在这里处理的就是人们对国王治病力量的信仰问题，这种信仰通过一些仪式，延续了几个世纪，总是根据当时的需要不断地进行改变。然而，历史学家们对集体记忆问题感兴趣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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