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周金文历谱研究
推定西周金文历谱是建立西周王年的另一条重要途径。为构建出一份比较科学的西周金文历谱，工程着重做了如下几方面的研究。
1.由春秋历法上推西周历法
《春秋》“经”“传”、《史记》保存着有关春秋历法的丰富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综合研究，大致可归纳出春秋历法的若干规则，从而推知西周历法之一般，为西周王年的研究提供必要的依据。经统计，《春秋》所记年、月、日名干支共393条，此外还有若干朔、晦、闰月的记述。《左传》记有年、月、日名干支，及朔、晦、闰月等413条，当是博采诸国史官的记述以解说或补充《春秋》者。换言之，《左传》的有关记载所反映的是各诸侯国历法的实际情况。将“三传”与《春秋经》相较，发现各诸侯国的历法与鲁国历法大同小异，步朔与置闰方法等均无不同。基于对春秋历法的上述认识，可对西周历法的基本状况作如下推断：
（1）关于“朔”概念的形成与“朔”作为月首的运用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关于“朔”的记载。除发生日食外，“朔”并无具体天象与之相应。即在通常情况下，不能由对天象的观测来确定朔日，而必须运用某种特定的方法推算。这次日食记载说明，以朔为月首的历法及相关推算法，当早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由“朔”入于民歌可知，“朔”的应用已相当普及，其起始年代至少可上溯到前800年左右。“朔”应用之前的西周历法则是由观测特定天象来确定月首。所谓特定的天象，以新月出现的可能性最大，“朏”字正合此意。由于并非每次新月都能观测到，故其对月首的确定也必有某种推算方法。但时常需要由对新月或望的观测来加以调整与确认。这大约就是西周对若干特定月相--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尤为关注的原因，以致把它们作为描述历日的、与干支纪日系统并重的月相参照系列。
（2）关于西周时期的建正
由《春秋》“经”“传”所载有关材料可知，鲁国建正的设置，僖公五年（前656）前以建丑为主，而有6%的年份为建寅或建子；僖公五年以后则以建子为主，而有10%的年份为建丑或建亥。说明春秋前期鲁历的建正尚未有定则。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因对冬至时日的测定欠准确，又由于天气变化等因素不能保证每年进行实测，而且对于回归年长度的把握也不精确，随时有失闰或多闰的情况出现。
由于对冬至时日的测定以确定岁首的观念大约在西周时期业已形成，西周历法专家对冬至时日测定的准确度不会高于春秋时期的历法专家，所以西周历法建正摆动的频率更大。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推排西周金文历谱时可以适当放宽对“建正”、“置闰”、“置朔”的限制。子丑寅三正皆可，甚至可能建亥。这样或许可以对西周铜器排序有新的认识。
（3）关于西周时期的改元及有关年代资料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给出了自西周共和元年（前841）至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共365年间周王朝的纪年，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春秋十二诸侯国的纪年，《本纪》和《世家》也有相关纪年记录，从而提供了西周共和以后至春秋的年代序列。经研究，如下几点可为确定西周王年时参考。第一，《史记》载春秋期间纪年法，可细分为两类：一为逾年改元法，即周王（公、侯）以其前一王（公、侯）去世后即位之次年称为元年，由此顺序下数，直到其逝世之年为止；二为当年改元法，即一些公侯是以先公侯去世后即位的当年就称元年，由此下数，直到其逝世之年为止，这是一种次要的，已被证明的晋、宋、卫等国的若干时段确曾采用的方法。这两种纪年法，可并为讨论西周王年时参考。第二，“本纪”、“世家”、“年表”所载共和以后周王与诸侯国年代，既各自独立，又可彼此参照，互为补充。共和以前的西周年代学状况，亦当相似。因此，若能确认共和以前某诸侯国的年代序列，便可为西周王年研究提供参考。
在《史记》“本纪”、“世家”、“年表”中涉及春秋年代者数以千计，而失误比例极小，可见其年代学的总体可靠性。司马迁对西周年代的处理，态度谨慎，大多付之阙如，因此其保留的少数年代信息，实经反复选择，必有所本。如，《周本纪》“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穆王立五十五年崩”等，都应信据，不可轻易放弃。
2.西周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
金文历谱的建立，必须以铜器断代为前提。在西周铜器中，凡王年、月序、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者，共约60余件。这是构建金文历谱的直接资料。要对这些铜器资料作分期断代，除了就其本身的形制、花纹、出土地层作考古类型学的研究之外，还必须联系相关的铜器，以作考察的背景基础。概括起来，相关铜器有300余件。对这些铜器资料，工程采用考古类型学方法，进行详细的形制与纹饰分析排比，再根据其铭文、同坑、同组等关系，综合考察其发展谱系，将其分为早（武、成、康、昭）、中（穆、恭、懿、孝、夷）、晚（厉、宣、幽）三期。而60余件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置于这300余件铜器组成的整个谱系框架之中进行考察，得出了一份比较科学的铜器断代表，作为推排金文历谱的依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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