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方鼎所记历日跨两年。其开头铭文“惟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及）静省南国相，设居”，应排在昭王十八年（前978）。查《历表》，依建子，该年十月癸亥朔，甲子为初二日。“相”即“湘”，在今湖南。中和静的这些活动，都是为昭王南巡作准备的。铭文“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静曰……”写静返回成周向周昭王汇报南省情况，周昭王也来到了河南洛阳成周（前一年十月，昭王在宗周），时在静南省的第二年，即昭王十九年（前977）。查《历表》该年八月戊午朔，庚申为初三日，丁丑为二十日，恰合于初吉、既望。
关于静方鼎在昭王十九年，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扶风庄白出土的作册析方尊、方彝、觥铭文称：“惟五月，王在斥，戊子，令作册析贶望土于相侯，锡金锡臣，扬王休，惟王十又九祀……”“相侯”即湘侯，亦即静方鼎所记静所赴之湘。王遣人赏贶一事，当与静等使命有关。查《历表》昭王十九年五月建子庚寅朔，戌子先实朔二日，是允许的。故析器之五月戊子为五月初一日。当时静的使命完成，八月初遂返抵成周。那个月，昭王也已到达成周了。
这一年有闰月，称十三月。中方鼎（二）：“惟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次；王令大史贶口土……”遣尊、卣：“惟十又三月辛卯，王在斥，锡遣采曰口，锡贝五朋……”是月丁亥朔，庚寅初四日辛卯初五日。从中方鼎（二）等知道，斥与寒相近，其地当在南国荆楚范围之内，作册析器说王五月在斥，此中方鼎（二）等说王十三月在斥。昭王十九年曾两次居留于此。
中方鼎（二）和遣器的“王”，看来仍是昭王。这已是十三月初了，因而昭王并未卒于其十九年。古本《竹书纪年》说十九年“丧六师于汉”，也没说王死（《初学记》卷七地部下引），而在“昭王未年”下言及“南巡不返”（《太平御览》卷八七四引）。这可以解释为昭王于次年南征楚荆途中，在汉水溺死。事出猝然，其子穆王即位当年改元。昭王因此就仅有十九年。
（8）关于庚赢鼎和小盂鼎
康王时期有金文历日，常被引用的有庚赢鼎和小盂鼎。庚赢鼎铭文有：“唯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已酉。”惟此铭文只见刊本，且字划多误。小盂鼎铭文有：“唯廿又五年八月既望甲申。”其铭文仅存拓本，其中的“二十五”年或说应为“三十五”年，且“八月既望甲申”的末三字不可见。
二、武王克商年研究
武王克商之年既是商、周的分界，又是周的始年，确立这一年代定点，就可安排西周王年，并上推商年和夏年，因而是三代年代学的关键。自西汉刘歆以来，古今中外许多学者都倾力于此。经统计，迄今已形成44种学说，最早的为公元前1127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相差达109年。以往的有关克商年研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根本原因在于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模糊不清的文献记载。而工程则在充分尊重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考古、天文、文献及金文历谱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一）考古学方面
工程“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课题设置了“先周文化的研究与年代测定”与“丰、镐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两个专题。其中前一专题对碾子坡、王家嘴、郑家坡等先周文化遗址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补充发掘和全面讨论，为工程对先周文化与西周文化过渡分界之间的考古文化认识，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料。
在此基础上，工程对“丰、镐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组于1997年发掘的沣西H18遗存进行了全面讨论，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沣西97SCMT1是由一组系列地层单位构成，其中最底层的是H18，由4个小层构成，时代相当于文王迁丰到武王克商之间，属先周文化晚期单位。该单位包含物相当丰富，所出有木炭、兽骨和炭化小米，可供碳14测年。叠压在H18之上的是T1第四层，时代相当于西周初期。此外，还有属于西周早期的H16、H11与属于西周中期的H8分别打破了H18和T1第四层。以上单位均出土有典型特征的陶器群。这样，整个探方就形成了由先周文化晚期到西周初期、早期、中期前后相联的地层关系。因此，工程专家认为：T1第四层与H18的交界处，可作为商周之际的界标。工程还对该遗存的系列样品进行了测年，经拟合，提出公元前1050年至前1020年之间可作为武王克商年的参考范围。
（二）天文学方面
与武王克商年有关的天文学资料见于青铜铭文利簋和先秦两汉文献《汉书·律历志》引《尚书·武成》（即《逸周书·世俘》）、《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语、《尸子》佚文、《荀子·儒效》与《淮南子·兵略》等。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的利簋，铭文记载武王于甲子日克商，证明传世文献关于克商日记载的正确。铭文古奥，各家考释不能取得一致，特别是涉及克商之日天象的“岁鼎克闻夙有商”一句，如何标点、训释，分歧很大。经于省吾先生提出、张政烺先生申论的一种意见认为，“岁”即岁星，“鼎（贞）”作“当”讲。按照这种解释，则克商之日的“岁鼎”，就是岁星上中天。
《武成》和《世俘》记克商过程，两者除个别干支歧异，文字几乎全同，学术界多认为《世俘》即《武成》。文中所涉及武王伐商前后的3个月份、19个日干支、3个月相，与《召诰》、《洛诰》、《顾命》、《毕命》所载周公营洛、反政、成王临终等史事时的月份、日干支及月相前后呼应，形成严密的周初年代系统，可作为检验克商年的主要条件。
《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说：“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伶州鸠这段话可能是周朝乐官世代相传下来的，也可作为考论克商年的依据。
工程对上述天文学材料进行了反复讨论，并利用最新科技手段进行推算，在综合相关因素的前提下，提出了武王克商年的三个方案，即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27年。这三个方案均在考古测年的范围之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