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研究殷商历史，只能依据《尚书》、《诗经》、《易》等书的简略记载，可供资料之 用的殷代彝器铭识极少。人们只能从《史记·殷本纪》中看到比较详细系统的史料。司马迁 在《史记·殷本纪》中，详细记录了商王的世系，但因其年代久远，司马迁据何而记，令人 怀疑。王国维采用“二重证据法”，即用出土甲骨文、金文证合《史记》、《山海经》、《 竹书纪年》、《楚辞》等书，于1917年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续考》这一具 有重大科学意义的论文，首次利用甲骨文字作为资料进行历史方面的研究。王国维从安阳出 土的甲骨卜辞中，求证了商朝的王统，通过和文献资料印证，有力地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 ·殷本纪》之记载基本可信，同时也纠正了《殷本纪》中对殷商祖先排列顺序上的个别错误 。王国维的这一研究成果，使殷商史有了一个大致清晰可靠的编年，为此后殷商史进行更高 层次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不仅在商周史研究上成就卓著，而且对两汉史、隋唐史及西北 地区民族史的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治学方法，审慎的治学态 度，史学研究上的丰硕成果，为实证史学体系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史学界由此而称他为中国 新史学的开山祖。
陈寅恪的学术活动促进了实证史学的发展与完善。陈寅恪重视以史料为基础研究历史，在 治学方向和方法上与王国维比较接近，他对王国维治学方法的三点总结也是自己治学的基本 准则。陈寅恪通晓多种文字，为他从汉文之外搜罗史料治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运用中 西考证比较的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定确切。但他并不满足于比勘文字，对证材料 ，更重要的是在一般史实的考据外，注意对史实综合分析和解释。一经考证出一关键问题， 便用于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主张以新观点与固有史料互相参证，在民 族源流研究方面，运用民俗学研究神话传统的方法，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论点不 谋而合。
在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和解释上，主张和当时历史环境诸因素相联系，以求历史的真实。如 ，他认为古代的学说和古代思想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的真相极难推知，我们今天依据的材 料仅是当时所遗存的最小部分，“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 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 ，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苦心孤诣，表一 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4]又如，他主张研究魏晋 隋唐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事之姻族连系及宗教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5 ]个人的言行离不开其时代背景，要综合考察历史条件，才能把历史问题解释清楚。
在史学研究中，他不仅善于拓宽史料范围，对私家著述甚至伪书，都能看到其中的价值， 而且还援诗证史，以诗释史，诗史互证。提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 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6]。他充分利用可用之材料，以科学精 密的方法考订史事，使史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其成就大大超过了乾嘉时期的学者 。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拓展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研究的领域，推动了实证史学 的发展和完善。
胡适治学，特别重视方法的训练。在史学研究上，他甚至把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问题完全 抛开，只对史事的考证和史籍的整理、校勘与文字训诂等感兴趣。他很佩服清代考据学者们 的功力，同时也深受外国学者的影响。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深受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存 疑主义是其实证史学观的理论基础。存疑主义就是“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 ”[7]，用这种态度看待古史，便不信任那些自古相传，又不断附会增加的种种传说，不相 信古书上记载的东西。他讲中国古代哲学史时，竟然抛开了西周以前的记载，而径从老子讲 起。这种“截断众流”的手段震动了当时的北大师生。
胡适一生没有什么长篇巨帙的历史学著作，但他有自己常说的“历史癖”、“考据癖”。 五四以后，胡适极力提倡整理国故。他说国故就是“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8]。所谓整理 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寻出一个前因后果；从胡 说 理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寻出一个真价值来”[9]。他对整理国故还作了 一个新解说，即“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1 0] 他还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 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又说：“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 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 以后，方才奉为定论。”[11][12]这种治学方法虽有不尽科学的局限性，但体现了尊重证据 、讲求实证的治学精神。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直接源于兰克学派的主张，“史料即史学”是傅斯年史学理论的基本点 。他声称：“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 着的史料”。又说“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13]，“史料的发现，以 促成史学的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14]类似论述不胜枚举。他也像兰克 那样，不辞辛劳，多方寻觅史料，号召大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并一再 强调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在史学方法上，傅斯 年得近代西方实证主义治史方法之真传，并有新的创造。他深谙兰克的史料互助与比照纠误 之 道，把史料归纳为8对16种，即所谓：直接材料对间接材料；官家记载对民间记载；本国记 载对外国记载；近人记载对远人记载；不经意记载对经意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对隐喻； 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傅斯年引进兰克的一套治史方法将之与中国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 相结合，总结出考辨、比较和由语言文学入手辨析史料的方法等等，为中国传统史学注入了 新的生命力。
在“史学即史料学”思想的支配下，傅斯年的史学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古史史实的 考订与论证方面。主要代表作有《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性命古训辨证》 、《明成祖生母记疑》等。《夷夏东西说》认为，中国上古史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 夷商属于东系，夏周属于西系，东西两大部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就构成了夏、商、周三代的 历史，这一观点对以后的上古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周东封与殷遗民》认为，周室东征 胜利后，对东部殷商遗民采取的是封邦建国的怀柔政策，并非斩尽杀绝的做法。鲁、卫、齐 等都是殷遗民之国，受周的统治，故统治者用周礼，而一般百姓仍沿用殷礼，但此时的文化 重心在东部殷遗民地区，而不在西部，这一发现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明成祖生母记疑》是 傅斯年中西方法结合的考证之作，在当时史学界影响甚大。
傅斯年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他领导的一些学术活动中。他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 组织并参加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抢救了明清史宝贵的资料，还领导了殷墟的考古发 掘。另外还培养了大批人才，撰写了一批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学术著作。他所提出的“史学即 史料学”的理论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亦是中国现代实证史学体系完善、 形 成的标志。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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