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是李大钊。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紧密相连的。1919年以后，以李 大 钊为代表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留学生，努力宣传唯物史观。李大钊在北京几所大学任教期 间，先后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和“社会学”等课程，对马克思主义历史 观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进行探讨和传播。同时还积极发表文章予以倡导，曾发表《我的马 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
李大钊以唯物史观批判旧史学，指出：“从前的历史，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史 家的职分，就在买此辈权势阶级的欢心”，他认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对历史的解释全然 不同，其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及其与人类精神的影响”[15]，并说：“历史上物质 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帮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要件。”[1 6]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了许多以前旧唯物主义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以经济为中心 来考察社会的变革，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发现因果规律，可以“把历史提到科学的地位”。 [17]
李大钊在不断增强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认识和研究以往历史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 的史学思想。其标志就是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学要论》，这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 主义史学概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芽。
在该书中，李大钊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历史、历史研究法、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史学体系等内 容。他指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 周 流变动的东西”[18]，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方面内容都属于历史的内容。但是，历史研 究必须以经济为中心，纵向地考察社会的变革。李大钊对历史的解释，体现了他对历史的本 质问题的科学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
在历史研究方法上，李大钊认为“考证或确定片片段段的事实”固然十分重要，然而从全 般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影响与感应”，即对历史进行解喻，才 是历史研究的真正目的。并且指出，由于时代的进步，人的历史观也不断进步，因此历史的 解喻也要不断地变动。
关于史学研究的任务和功能，李大钊指出：“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 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19]李大钊把史学分为记述历 史和历史理论两大部分，并指出历史理论才是“严正的历史科学”，反映出李大钊对历史学 本身的深刻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在中国现代新史学形成、发展过程中，涌现出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 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后 人誉为建国以前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或五大先锋。他们中除范文澜外，均为留学生。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郭沫若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该书从分析生产工具和 生产关系入手，揭示了中国从远古到近代的社会经历过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 制几种生产方式的更替，从而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阐明了中国 历史演进的规律性。第一次根据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来阐述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 ，并明确提出社会经济形态之更替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程，论证了中国社会发 展与历史唯物主义阐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相符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中国现代新 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时人评价该书：“是震动一世的名著，就大体看，他那独创的 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 敬仰。”[20]应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初步形成的标志就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 会研究》一书的出版。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郭沫若还钻研了殷周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在这方面取得了 巨大的成果。郭沫若在王国维等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先后出版了《甲骨文 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考释》、《金文丛考》、《彝器形象学初探》和《古代铭刻汇考》等论著。可以说，郭沫若 研究甲骨文、金文的著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至今仍是研究古文字和先秦史的重要参考 文献。
对先秦诸子百家的研究，郭沫若也是独树一帜的。1930年代中期以后，郭沫若学术重点转 入先秦诸子学说方面，其主要成果集中在1945年出版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中。郭 沫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史，对开辟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新路子起到了先导作用。 同时，郭沫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历史人物的研究甚为用功且具有独特的学术风格。1947 年，郭沫若将其研究历史人物的成果编辑成《历史人物》出版。其中，《甲申三百年祭》影 响最大，被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被作为“整风”文件。
吕振羽1927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回国后，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任教，与李达、侯 外庐等被誉为“红色教授”。在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以积极勇敢的姿态捍 卫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郭沫若等一起，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1934年，他写成《史前 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两部专著，前者是吕振羽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 史学著作，该书批判了托派、新生命派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和奴隶制问题上的谬误和 苏联学者马札亚尔的观点，并对中国历史分期进行了新的划分；后者是一本系统阐述殷商奴 隶制社会说和西周封建说的专著，提出殷商奴隶社会说，在当时古史分期中是一个具有创新 意义的观点。1937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法，阐述了中国历史上哲学和政 治思想发展的脉络。这三部书是吕振羽早期的史学代表作，尽管对材料的选择和运用，尚有 粗疏错误之处，但它们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历史的研究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 从而把中国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古代社会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1924年，翦伯赞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回国后，他踊跃加入了社会史问题论战，先后 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和《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 》等论文，批驳了当时在中国社会性质上的错误观点。从此，翦伯赞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问题。《历史哲学教程》和《中国史纲》是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形成和发展时期的代表作。
《历史哲学教程》是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阐述历史哲学基本问题的一部著作。该书的写作 目的是从历史哲学上去批判过去及当时许多历史理论家对中国历史之一贯的错误见解，其内 容涉及到历史科学的任务与特性、历史发展的合法性、历史的关联性、中国社会形态发展中 诸问题，主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和历史发展的普遍联系的 理论，并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根据这个道理，从事于人类历史之活生生的全面的研究。 [21]该书从正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并对当时各种歪曲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史纲》一、二卷，是记叙史前到秦汉历史的专著。作者以科学的态度，扫除了历史 中“飘浮于神话与传说中扑朔迷离的阴影”，将史前史“从神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历史”，把 中国的历史推到了它的出发点，恢复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前期的面貌，深入细 致地剖析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该书在体例上和吕 振 羽、范文澜等人的著作一样，既打破了传统史学以三皇五帝、文、武、周公为系统的帝王家 谱式的旧体系，也突破了“疑古”派东周以前无史的虚无主义；在资料运用上最大限度地使 用了中国古文献资料，并对它们进行了进一步的考核，同时又充分、科学地利用了考古资料 ，利用了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的新发现。该书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 义理论和史料结合较好的一部通史著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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