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明]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南半岛山地跨境族群研究(2)
http://www.newdu.com 2024/10/28 09:10:40 中国民俗学网 章立明 参加讨论
二、人类学民族志中的中南半岛山地跨境族群研究 19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之所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与西方国家不断拓展海外殖民地关系密切。旅行家、商人、记者以及传教士源源不断地深入中南半岛的内陆腹地，留下了大量山地族群的族源、文化和语言方面的描述和记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区域研究使得人类学介入到山地族群的社会发展与“宗教心理战”当中，强化了人类学的应用价值。随着人类学理论与知识的传播，人类学传统研究对象也开始运用人类学来书写自身的身份认同与族群意识。在对中南半岛山地跨境族群的民族志研究中，人类学本身也实现了自身的知识更新与方法嬗变。 （一）作为殖民主义副产品的山地跨境族群研究 1840年以后，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以及随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活动于中南半岛的探险家、记者、殖民地官员以及传教士等得以在印度支那-中国内地之间穿梭旅行，他们开启了中南半岛山地族群经济、历史、文化的书写历史。一般说来，这些游记、见闻录与传教报告还称不上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志作品，但是毕竟为后来的研究积累了大量可观的素材及不少有用的线索。其中的某些研究结论引发了激烈争论，让人类学研究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备受批评与责难。 1.游记与见闻录中的印度支那-中国内陆族群 从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首航印度开始,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也相继侵入中南半岛，但是直到19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只是在中南半岛的沿海港口建商馆和修兵站，并未深入到其内陆腹地。到19世纪末，英法两国独占中南半岛的格局才最终形成，如1886年，缅甸被纳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1897年，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在内的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才宣告成立。 从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人从缅甸、越南和老挝进入中国内陆的陆路通道已经打开，旅行家、商人、记者和殖民地官员关于印度支那到中国内地的游记和见闻录可以开列出一份长长的书单。如果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它们是威廉姆斯的《从缅甸到中国西部》，鲍尔斯的《八莫探险:关于重开滇缅商路实用性的报告》，库珀的《商业先驱者游记，或从中国去印度的陆路旅行》，卡尔内的《从印度支那到清帝国的旅行》，拉格里（Doudart de Lagree）和加尼耶（Francis Garnier）的《印度支那1866、1867和1869年的勘探旅行》，安德森的《从曼德勒到勐缅（腾越）:1868年和1875年在中国西部的两次探险》，马嘉理的《马嘉理的旅行:从上海到八莫,又回到蛮允》，巴伯的《从大理到腾越:格罗夫纳调查团云南西部行程笔记》，科洪的《穿越华南边疆:从广州到曼德勒的旅行记事》和《在掸人之中》，莫里逊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奥尔良（Henri D’Orleans）的《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1898年），约翰逊的《从北京到曼德勒:一次从华北到缅甸的旅行，经四川和云南藏区》，戴维斯的《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安斯克夫的《边境笔记》，沃德的《蓝罂粟之地》和《在缅甸的最远处》等。这些游记与见闻录都详略不等地涉及所到之处的族群分布、社会交往、风俗习惯以及物产资源等内容，主要是以最直接的观察与客观描述为主，并没有进行相关的分析与探讨。 2.传教士撰写的山地跨境族群研究报告 从16到18世纪，随同西方商人和军队进入中南半岛的传教士也主要活动在沿海一带，为殖民定居点的信众提供宗教服务，因为没有军队的保护是难以深入到内地去接触生活在那里的山地族群的。1886年，随着英国占领上缅甸后，英国卫理会的伯特森（Bateson）才开始在上缅甸从事传教活动，直到19世纪末大量的西方传教士才开始在中南半岛的内陆地区建立教堂，吸纳山地族群改宗基督教或者天主教，而从皈依信众中发展本地神职人员则是扩大教派影响力的法宝之一。 与游记和见闻录对印度支那-中国内地族群进行直观描述不同的是，传教士们撰写的传教报告或者学术著作大多专业而系统，具有扎实的资料基础，原因就在于他们接受过传教地的语言培训或者说能在传教过程中掌握当地方言，他们中的某些人还能为不同族群的信众创制文字。如1890年，美国浸信会的汉森（Ola Hanson）到达八莫，三年后，他和库森（Josiah Cushing）用拉丁字母创制了克钦文字，1906年，他们用克钦文字翻译出版了《圣经》。20世纪初，曾在老挝北部、越南和我国西南地区传教的巴黎外方传教会萨维那也试图在苗语与法语之间建立关联性。1949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恩保羊（Bertrais）在老挝朗勃拉邦地区传教时“创制了老挝苗文,又称东南亚苗文”。在掌握不同族群方言的情况下，传教士们很容易对当地信众的历史渊源、生产生活习俗、组织结构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做出生动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如萨维那的《苗人史》（1924年）就涉及印度支那赫蒙的来源，东南亚赫蒙与中国苗族之间的迁徙关系等内容，该书一版再版至今仍得到重视，如2009年该书还被贵州大学出版社编入《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丛书》（第1辑）之中。 当然，如果只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判断某一族群的族源是很容易得出偏差结论的，如“苗族的东南亚掸族说、高加索人种说以及印度支那土著说”最后证明都是错误的。而有的谬误一经形成，其产生的消极影响往往很难消除。如美国长老会的多德（William Dodd）在《泰人:汉人的兄长》（1923年）一书中论及泰语民族的族源和早期历史时，提出了“南诏的泰族建立说”，此说一经提出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6年，前往大理调查民家（白族的别称）的费子智（Charles Fitzgerald）虽然认为民家与汉人、纳西、傈僳、罗罗、泰人和印度人在体质和文化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但他还是做出了“民家是泰人的外围人群”的结论，他说:“对于任何对少数民族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个地区和这里的人民都值得研究，因为他们正处在同化为普通汉人的过程中”。近百年来，泰国和中国围绕南诏到底是谁建立的问题进行了“持续的学术争论”。 （二）区域研究中的山地跨境族群研究 从1824—1886年间，英国将缅甸分为缅甸行政区（中部地区，由仰光控制）和边区（名义上由传统领导控制的边缘和边境地区），而地方政府并不与边区产生任何直接联系。这种政治上忽视边区或者山区族群的做法在中南半岛并不鲜见，如泰国的“清莱城往北地区的地方官员们只处理平原地区的城镇和乡村的事务，除了与一些头人打交道外，他们根本忽视了山地居民的存在”。如果说东南亚史等学科会因文献不足而放弃山地族群研究的话，那么专注文化框架与底层视野的人类学则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山地族群的研究，如贝尔纳德兹科《阿卡和苗:印度支那应用民族学的问题》。正是基于对克钦传统领导方式的关注，利奇的《缅甸高地诸政治制度》成了政治人类学的经典著作。随着中南半岛新兴国家摆脱殖民体系陆续获得了独立，身处边区的山地族群问题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在国际组织和当地政府的鼓励下，人类学家开始在区域研究的名义下全面介入山地族群研究，其中既包括不同族群语言文字、婚丧礼俗、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等传统研究内容，也有基于社会发展、文化寻根以及宗教心理战等实用性目的的应用研究。 1.泰国山地部落中心的山地族群研究 二战以后特别是1975年以后，西方人类学者要想在中南半岛的某个新兴国家中获得调查山地族群的许可证是件非常困难的事，相比而言，前往泰国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这主要吻合了泰国政府力图解决山地族群发展问题的意图。为了根除罂粟种植，减少对森林的破坏和提高山地族群的生活水准，1959年泰国政府启动了国土安置计划（Land Settlement Project），1960—1961年分别在清迈和达府建立山民安置区，引导山地族群从游耕方式转向定居农业生产。为了摸清排查山地族群的基本情况，从1961年10月到1962年5月，泰国政府对阿卡、拉祜、傈僳、赫蒙和勉人等泰北山地族群展开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调查，来自欧美的人类学家也被聘为顾问参与调查工作。1964年，泰国政府在清迈大学成立了山地部落研究中心（The Tribe Research Center），吸纳了来自泰国、美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研究人员对山地族群进行长时段的调查研究。如从1966年起，沃克就被该中心聘为研究员,对泰国北部的拉祜人进行了为期四年的调查，并于1972年在牛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2003年他在印度出版了自己研究拉祜的重要作品《积德与千禧年:拉祜人仪式生活中的常规与危机》。此外，还有多人以泰北山地族群作为研究对象撰写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如达仁伯格（Paul E.Durrenberger）的“傈僳的医疗民族志”，艾兰的“泰国高地傈僳的经济组织”等，而吉罗格利的博士论文“在泰北鸦片控制与流域保护下的傈僳社会结构转变”已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从而奠定了他们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术基础，而阿南达（Chob Kacha-Ananda）的“泰国瑶人: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先后被译成日文和中文出版，其中中文版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泰国山地研究中心除了向泰国政府提供山地族群经济社会方面的研究报告外，主要是对山地族群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进行了专题调查，重要的著作有，杨的《泰国北部的山地部落》，昆斯达德主编的《东南亚部族、少数民族和民族》）和《森林中的农夫:泰北的经济发展与边际农业》，辛顿的《泰北的部族民与农民》，白鸟芳郎的《泰国北部瑶人宗教制度的人类学研究》，格迪斯的《山地的移民:泰国青苗的文化生态》，刘易斯夫妇的《金三角的民族》，麦金农等人编著的《泰国的部落民》，王富文的《主权与暴动:泰国北部的白苗》，达仁伯格的《傈僳宗教》，哈瑟兴的《泰北傈僳族中出现的性别不平等:狗和大象声誉的衰落》，西莫娜德的《招魂:一个赫蒙村庄社会性别与生活循环》和托莫夫德的《苗山:泰国北部赫蒙的文化空间性》等。其中既有介绍山地族群历史迁徙、宗教信仰、物质文化、组织结构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普及读物，更多的是利用田野调查阶段收集的资料撰写的人类学民族志，其中涉及当地族群的暴动起义、社会性别以及旅游开发等诸多内容。 虽然山地研究中心在族群研究的多个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但是并不能令泰国政府感到十分满意，认为这些成果过分强调学术倾向，对国家制定具体政策没有太多帮助，于是从1970年后，该中心的主要工作转向了短期项目与政策评估，特别是为泰国政府的山地族群社会发展政策提供决策咨询与评估服务，如配合联合国与泰国政府的“罂粟替代种植”项目进行研究。1955年，泰国政府宣布泰北的罂粟种植是非法行为，予以取缔，但收效甚微。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针对泰北地区组织实施“联合国作物取代计划”以及泰国政府主导的“王室计划”（Royal Project，1980年）和“銮东开发计划”（Doi Luong，1988）相继启动，目的在于引导山地族群放弃种植罂粟而改种其他经济作物，保障泰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来自31个泰国政府部门，49个国际援助机构的168个非政府组织”的相关人员在泰北地区从事毒品替代与经济开发工作，其中就包括山地研究中心的人类学家，此后，罂粟种植才逐步从该地区消失殆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