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书信的公开发表还不仅限于《古史辨》中所录，这样一种论学形式在民国学术界尚属常见。翻开这一时期学人的书信集，曾作公开发表的并不少见。如陈寅恪先生的《与妹书》便曾发表于1923年8月的《学衡》20期文录。而1926年6月27日钱玄同在写给刘半农的信末，还附案一语：“再：这封信请在《语丝》上发表为荷。”[15]陈先生写给妹妹的信当是私密性极强的了，但因为内容为论学，故而不妨发表。而钱玄同给刘半农的信则颇有些写信即为发表的意思，且明示对方于何处发表，其迫切心情溢于言表。
基于以上的两点认识，我们可以略作总结如下：其一，《古史辨》第一册中的书信形式是顾氏出于方法示范的考虑而做出的一种编纂形式的选择，而这种形式本身也已经具有了“典范转移”的意义。在“五四”那个喜作“大假设”、“大结论”的时代，在“科学方法”弥漫学术界的时代，书信讨论这种便于方法示范的形式的采用便不足以为奇了。其二，通过对《古史辨》一册所录书信寄送形式的分类分析，我们得知：民国时的论学书信相较于其他函件，较少的具有私密性。有些论学书信虽言致某人，然却不妨将之视为为发表而作，真正地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了。而这样的论学形式在现代传媒不甚发达的民国初年也不失为一种学术思想快速传播的途径。
历来史家往往以解读历史文本的文字含义为自己的主要“技艺”，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历史文本的编纂形式本身便是一种“文本”，历史当事人编纂文本的行为本身便是一个行为动机的体现。因此，解读历史文本的编纂形式便是解读一段隐秘的、尘封的历史。而且这种对于编纂形式的解读或更可现出历史的真实。如果说历史当事人的话我们不可尽信的话，那么对编纂形式的解读则可省去这一层辨伪的工作，这是历史当事人在生产文本时无意中留给我们的财富。这一部分，笔者试图做的便是以一则实例分析为文本编纂形式的解读增添一个有趣的例子。
四、结语
以上的三个部分不妨视作三个独立性极强的案例分析，但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对《古史辨》第一册的解读，而目的无非是对《古史辨》第一册进行更好的解读。而这三个部分所贯穿的法则：借助于历史文本的生产语境和编纂形式重新解读历史文本。因此这三个部分又可视为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核心方法的展开和运用。在学界普遍倡导“科际整合”的呼声下，笔者相信这样一个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结合的具体研究将是有益的。至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理想的结合方式，不妨借用伽达默尔的一个概念，叫做“视阈融合”，如果历史学能够调整自己的视域以与社会科学的视域融合起来，那么，这或许是学科间融合的最佳方式了。拙作所进行的正是这方面的努力，其中的拙劣与谬误自不待言，草成拙稿，以求正于大方之家！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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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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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urke P.What is Cultural History?[M].London:Polity Press,2004:12.
[11] 斯金纳 昆廷。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M]//王加丰，郑菘，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
[12]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M]：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3] 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C]//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
[14] 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M]//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上海：三联书店，2004:410.
[15] 沈永宝。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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