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礼教对婚姻的限制和在婚姻问题上造成的悲剧，是怵目惊心的。曹雪芹同中外所有的人文主义者一样，特别关注人间的爱情与婚姻问题。《红楼梦》真实地写出了封建礼教所规定的婚姻模式：贵族官僚子女的婚姻决定于家庭利益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奴仆们的婚姻往往为主子所指定。妇女必须“守节”、“从一而终”；男子可以一妻多妾，可以寻花问柳，可以再婚。尽管人类社会很早以来就存在着男女爱情，但礼教完全无视婚姻当事人的意愿，无视当事人的感情。曹雪芹充分意识到这种传统婚姻的不文明。他的《红楼梦》里面没有一对婚姻是和谐、幸福的，尤其是妇女受到的折磨更多更深。
“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年轻女性的悲剧是《红楼梦》的重要内容，而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几乎都和婚姻问题有关。黛玉纯洁的爱情和婚姻理想被毁灭了，她为之流干了眼泪，也付出了生命。宝钗和宝玉强行捏合的婚姻，给两人带来莫大的痛苦；最后宝玉弃家为僧，宝钗在寡居中“煎心日日复年年”。元春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度过短暂的一生。妙玉、惜春先后出家，失去人生应有的婚姻。探春远嫁，迎春误嫁，无疑是封建包办婚姻的恶果。李纨年轻守寡，湘云的婚姻好景不长，封建礼教剥夺了她们争取幸福的权利。王熙凤的婚姻门当户对，但遇上贾琏那么个不安分的纨绔，两人同床异梦，终至反目成仇。王熙凤是个恶人，但婚姻上的不幸也是可悲的，同广大妇女婚姻上的不幸有共同之处。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真挚爱情，是《红楼梦》中最激动人心的描写。宝、黛两人青梅竹马，他们的爱情经历一段游移、疑虑之后便达到默契、纯净的境界。黛玉傲世的品格，诗人的灵性，渴求自由的意识，使宝玉找到了他所理想的美，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同样，宝玉离经叛道的性格，聪俊灵秀的丰采，黛玉也最能理解，最为欣赏，从而引为知己。宝玉和黛玉经过长期交往而结成的、建立在相互倾慕基础上的生死不渝之情，既是性爱，又是心灵的契合，志趣的相投，纯真感情的交流。这不仅同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背道而驰，与现代社会某些取决于财产、地位的“自由恋爱”也不相同。当婚姻实现了“自由”的时候，两性关系又被金钱引入新的误区。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曹雪芹关于宝、黛爱情的描写，不止是婚姻自由的要求，而是体现了我们人类对性爱和美好婚姻的理想。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红楼梦》较之一般描写爱情的作品显示出更高的文明水平，更高的人生理想。
中国人常说，姻缘是有红线牵着的。真正联结宝玉、黛玉这一对情人的红线，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和志趣。他们都是从传统礼法中开始觉醒的人，是贵族阶级中有着自由倾向和人文主义思想的人物。贾宝玉这个贵族家庭娇宠无比的公子，同他的家庭和上层社会十分隔膜。他厌恶贵族中间的勾心斗角及各种丑行秽状，经常抨击那些“立志功名”、“作官为宦”的是“国贼禄鬼”，指责封建社会一切“立身扬名”的教训是“混帐话”，鄙薄“文死谏，武死战”的忠义名节是沽名钓誉。贵族家庭期盼他“留意于孔孟之间”，继业，做官，显亲扬名；而他“不习文（八股文）”，“不学武”，厌恶科举考试；甚至要他会会“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以便“将来应酬世务”，他也不愿意。因为种种“不肖”，曾引起贾政将他一顿毒打；而挨打之后，他不仅没有悔改，反而仗着祖母的溺爱，越发我行我素。
贾宝玉平生的主要兴趣就是在大观园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他那颗带有“愁”、“恨”和伤痕的童心在大观园可以得到舒展与畅快。他把这里当作逃避污浊的避风港，当作寻找精神自由的天地。
曹雪芹是根据亲身经历和“亲睹亲闻”来写《红楼梦》的。贾宝玉这个形象有曹雪芹本人的影子。因为曹雪芹塑造典型形象时，经过了综合与艺术虚构，所以贾宝玉经历的一切，并不都是曹雪芹曾经经历的或可能经历的。但是，贾宝玉的人格、才情和离经叛道的思想，可以说是曹雪芹的“自叙”。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是18世纪中国社会萌动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反映，也是曹雪芹的思想、人格的写照。
贾宝玉迷恋的大观园，是少男少女们的乐园。尽管少男少女们之间有等级，有不同的信仰和操守，有不同的性情和文化修养，但都有着年轻人的纯情和聪慧，或多或少保持着可贵的“童心”。作为“诸艳之冠”的贾宝玉，比较懂得人的价值和感情的价值，知道同情人，尊重人；在和女孩子们的交往中，特别是和女奴们的交往中，他一贯从内心表现出对她们的尊重。其他女孩子们，也能相互尊重，主奴之间没有明显的隔阂与歧视，气氛和谐友好，行动较少受“礼”的拘束。他们在园中结社吟诗，才情和创造力得以从充分发挥。宝黛真挚纯洁的爱情也是在这片净土上得以滋生、发育。当整个社会以“纲常名教”为经纬编定了严格的道德行为规范时，大观园儿女却以“情”作为人生的追求。同那个奸佞邪恶的现实社会相比，这恍然是别一天地的桃源仙境。从思想性质上说，这是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世界，是曹雪芹理想的展示。
曹雪芹对中国传统社会开始向近代移动的趋势，作了敏锐的捕捉。他和李贽、戴震等人所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想，是近代文明的滥觞。
人文主义是有时代缺陷和历史局限性的，中外的人文主义者都是这样。康雍乾时期人文主义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人文主义思潮没有形成相当的声势和气候。曹雪芹笔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追求与抗争，就他们个人来说，必然是失败的结局。贾宝玉性格柔懦，生活圈子狭小，带有严重的寄生性和怠惰习气。他虽然一再发表愤世嫉俗的言论，但从没有改造现实社会的能力与勇气。像贾宝玉这样的脂粉气很重的小生，大概只有在大观园里面才吃得开；离开了大观园，他就无能为力了。他幻想长期生活在充满诗意和少女柔情的大观园，是不现实的。当这个“地灵人杰”的女儿国一旦被毁灭，贾宝玉便找不到出路。他既不肯走上封建家长期望于他的“仕途经济”之路，更不会探索别的人生道路，对强行捏合的婚姻又感到厌烦，那么摆在他面前的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出家做和尚。宝玉本是位“多情公子”，而僧徒视情爱为万恶之源，出家的第一步就要割断情缘，遗弃父母妻子和整个家庭。宝玉出家，好像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然而，这不是一个强者的飞跃，而是一个弱者的消极解脱，是一个弱者在尝尽人生辛酸苦痛之后的悲剧性选择。黛玉“泪尽而逝”和宝玉出家为僧，正表明了18世纪中国人文主义的局限性。
当然，中国大地上的人文主义思潮会继续开拓、演进，深入人心。《红楼梦》的贯串人文主义思想的悲剧，对于当时人和后世人，都有极大的启蒙作用。它从传统社会走进近代，又走进现代，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启蒙教育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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