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史的著作方面，郑氏也如柳氏一样欣赏通史著作，尤其称赞《史记》。郑氏认为《史记》一书乃集群书而成，记事上下数千年，贯始彻终，详述历史的整体面貌“知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合为一炉，历史成为整个混一的，为永久相续的面貌”。（35）郑氏也因肯定《史记》的通史价值，所以贬斥启断代史先河的《汉书》“中国通史之创造者美意，自班固以外，此意荒矣”。至于通论历代典章制度方面的史学著作，郑氏欣赏杜佑的《通典》。他在《杜佑年谱小序》中，指出《通典》包举历代仪制，其要为“史学皆具实用，察往事以为异日应事之资，不仅考古而已”，“述过去之政事，非特为一种学问，实是处事接物之南针”，《通典》述制度的沿革“融会贯通，条理分明，因果可见，不求一时之演变，并求得其全貌”，又能“察其终始，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议论，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此实史志著作之一进步也”。
其三，在研究范围上，郑氏尤致力于中国史学研究，这方面也是传承自诒徵。柳氏曾研究《春秋》、《史记》、《通鉴》、《通志》及《通鉴纪事本末》等通史著作，启迪鹤声研究中国史籍的兴趣。
郑鹤声在柳诒徵指导下，完成《汉隋间之史学》一文，并在《学衡》上发表。此文从史籍内容及时代“递变”的关系，述汉至隋史学著作的内容和其地位。及后更撰写《正史总论》一文，介绍中国官修史学的源起、发展及特色。（36）《汉隋间之史学》一文，肯定汉、隋年间史学著作的地位，把中国史学的发展，分作四个时期：（一）三代，为史学的黎明时代；（二）汉至隋，为史学的昌盛时代；（三）唐至明，为史学的中衰时代；（四）清朝，为史学的蜕分时代；又认为中国史学孕育自《尚书》，因为《尚书》“稍具记述，文理简省”，至孔子撰《春秋》，记述“属辞比事，文记事简”，故“三代春秋之史学，属辞尚简，不详史事”，这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黎明时代”。至司马迁“能兼《尚书》、《春秋》属辞比事之长，文从简约，史学体备”，《史记》成为“史界筚路蓝缕，无愧开山之祖，故我国史学可谓自司马氏正式开幕”，（37）而中国史学的发展实是“自秦汉以后，萌芽滋长开花结实”。郑氏更在文中指出：“一为自史学本质上言之，汉隋间之史学实另成一单位，此外更无适当区分”，“二为自载籍之记述上言之，则如隋唐经籍志著录，自汉迄隋，且汉志史通迄隋为取材一致”。他不独引介史籍的内容，更注意每一本史籍传承前朝史学体裁及史着特色的关系，以见汉隋年间史学著作的地位。
鹤声概括中国史学的特色是“褒贬精神”。史学不是单独的史事记述，而是在史事之间求其因果贯通的道理：“重伦理的评判，以道德衡量是非之标准，其目的全在树之风声，故可谓道德的史观或伦理的史观”，中国史学的特色是“褒贬精神”。最能表现这种中国史学特色的，就是孔子撰《春秋》及司马迁撰《史记》。最后，郑氏归结汉至隋之间，中国出现了“五大史学之史家”：（一）司马迁首开“纵横予夺，褒善贬恶”的通史体裁；（二）班固“善叙事理，文直事核，美恶无稳”，开断代史之先河；（三）荀悦的《汉纪》列年月比事撮要，成“新编年体”；（四）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非为训诂孜孜于字句，摭前代遗事而一以名教”；（五）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以史文均混成一录，贵大体，存名教”，五位史家均是“开山之祖，发凡起例，或为中兴之杰承前启后，虽创有异而别裁，同足以益裨史学嘉惠后生”，这种对《春秋》及《史记》的看法，也曾出现在柳诒徵著《国史要义》内。
郑氏在推动历史教育方面，尤重视研究历史教育的施行方法，可见郑氏更实践柳诒徵倡导历史教育的目的。鹤声在《中学历史教学法》一书中，分别讨论中小学历史科教师的修养、教材、教科书、教学设备、教学方法及学生成绩等。在教材方面，他认为初中历史教科书应多偏重政治史，而以文化史为副，高中方可偏重文化史。因为初中学生应先了解历朝治乱的历史事件，才探讨历代相承的文化精神；这可使初中学生，先取历史的概念，才掌握治乱因果的规律。
鹤声在《中国近世史纲要》中，认为近世的开端自明末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西方航路的发展，可见郑氏也采柳诒徵近世开端于明末的观点。但鹤声对近世史的研究比柳诒徵更深入。他在《中国近世史纲要》中，指出近世史研究与人类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二、三十年代的现世生活与自1842年门户洞开以后中国的国运相终始“近世历史与吾人之生活经验相接触也，故近世史，为人类生活最可征信之记录”。因为“近世”与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的生活时代十分接近，近世史的数据，是一些可信的记载。他引用柳氏的观点支持自己论据：
诚如柳翼谋师谓：“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或独立文化时期。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自明季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此种文化之传播，即为人类活动之轨迹。（38）
鹤声治中国通史著作、以史学求实用目的，以至史学宣扬教化的观点，均上承柳诒徵。郑氏治史的范围，包括历史教育、中国史学史，及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世史、近代史的分期方法，也受到柳氏启迪。
四、小结
南高史学部师生因在五四时期反对批判传统文化和批评疑古史学，往往被视为“保守”的学者，然而，其治史的美意实不可掩。藉研究他们的治史方法及观点，更见中国传统史学及藉史学阐明中国传统道德的观点，在现代史学中仍有延续。他们因取信经籍及通史研究，难免在学术上缺乏批判、怀疑史料及“窄而深”的专题研究，也难免在学术客观与政治现实之间略有所倚，但处在当时的环境，似亦无须苛求。南高史学观点虽不同于北大师生倡导的“新文化”及“新史学”者的论调，但仍可以作为“新史学”之下的一股潜流，这种潜流至今依然流传。同时，南高学者研究民间礼俗的观点，与“新史学”也有不谋而合的地方。在奉五四型批判传统史学的观点为“新史学”的观念下，要更多注意南高史学者的所思所想，以全面认识民国史学的整体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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