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言虽不受中国史学界主流派的欢迎，但在边缘或半边缘的学人间仍有一定的支持者。193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取向日益向人类学、社会学靠拢，“法国社会学派，及莫尔甘以后之人类学，皆予近十余年史学研究以甚大之影响”（18）。而葛氏的汉学研究正是此“预流”的先行者。杨堃曾多次说到国内学术界对葛氏太生疏，很少听人道及。这不免有些夸大，事实并非如此。1926年《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出版，同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即拿到这本书，或与留法学者徐炳昶有关，他将此书转交给李璜，希望后者能写篇读书报告或有机会翻译出来，于是才有后来《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这本小册子。这本小书在国内有一定的读者群，大多为研究社会史、古史、神话学、民俗学者。1929年江绍原读到李璜发表于《长风》月刊的译述文字，在致函周作人时说：“这篇书评尚未登完，但颇值得一读，看看法国学者怎样从中国古书中去找图腾主义的痕迹。”（19） 他的名著《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颇受《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一书的启示，但这时他已谓李璜译述本是“不甚满意的提要”了（20）；文学研究者唐弢曾向学界推荐此书，“这本小书，对于中国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在消极方面，不但有莫大的启示；在积极方面，还有一种精深理论的建立”（21）。文化学者黄文山通过何子星了解到葛氏研究过图腾文化，并获悉有李璜译述《古中国跳舞与神秘故事》一书，阅后谓“当代研究中国古代图腾文化最有价值的著作”（22）；岑家梧也认为葛氏指出中国古代各种模仿动物的跳舞，都带有图腾意义，“尤足启发国人对于中国古代图腾制度的研究”，李璜译述本与胡愈之译的《图腾主义》的影响都是很大的（23）。李则刚的《始祖的诞生与图腾》（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马元材的《秦史纲要》（大道出版社1945年版）、姜蕴刚的《尧舜禅让问题》（《学艺》1948年第18卷第5号）都参考过李璜译述本；1940年孙作云（闻一多学生）指出，葛氏《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就中国古代之舞蹈，寻求图腾社会之遗迹，又以玄鸟生子、姜原履迹等传说为图腾社会之实例。其书诚为名山之作，然以其为法文原著，又无英译本，故国人知之者少，因亦影响甚微”（24）。1939年、1945年常任侠先后两次购买《古中国跳舞与神秘故事》（25），足见受其欢迎之程度。不过，在中国社会学界，除了杨堃，葛兰言并不受好评，尤其那些在西方受过正规社会学、人类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对葛氏理论很不以为然。除了李安宅之外，人类学家许烺光亦批评过葛氏的《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与亲族关系》（Categories Matrimoniales et Relations de Proximite clans la Chine ancienne,1939），强调在材料处理和论证方法两方面，都不能认同葛氏的做法（26）。
上述这些材料至少可以说明，葛氏在中国学术界并非默默无闻，赞誉与批评之声均有。虽然没有如伯希和、马伯乐、高本汉诸人那样得到学界权贵的鼓吹，但也不像杨堃所言：“葛兰言不如高本汉那样幸遇，他不仅不曾得到胡适之、傅斯年两位权威学者的青盼，而且他还被他们两位的朋友，丁文江先生打了一拳。固然，丁文江并不曾打倒葛兰言，然而葛兰言从此以后，就算倒了运。无论他在国际汉学界的声誉如何高大，我国学人对之，总是视若不见，听若不闻，给他一个闭门羹。甚或，偶尔有人提到他，亦全是未先懂清，即想予以讥评。好像不如此，不能显得自己的尊贵与伟大。其实，这何尝是葛兰言的不幸，真是我国史学界内一个顶大的损失。”（27） 杨氏这段生动的表述包含了太多个人情感的因素，当时国内学界之实情恐非如此，中国学者对葛氏学说和方法并不是很陌生。事实上，1930年代以来，民俗学、人类学、神话学、社会学逐渐运用于古史研究，这种趋势大有从边缘转移为半边缘乃至进入中心，甚至“官学”代表胡适开始容忍这种治学取向。李伯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上海孔德研究所1941年排印）、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印行），均采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史。用人类学、社会学方法研究《诗经》和图腾崇拜，葛兰言是这领域的先驱者，不论赞成还是反对他的观点，相关学者似不能无视他的存在。
三
葛兰言《中国文明》是一本综合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可谓毁誉参半。美国学者布丹（R.Butin）便认为：“葛兰言一直致力于这个领域研究，他的观点是可信的。这本书写得很有趣味，并且清晰易读。像葛氏这样的著作肯定能引起人们的效仿，激发人们探索的热情。”（28） 或谓：“每位中国艺术和考古专业的学生，必会阅读这本充满创造力的著作，它对一个伟大文明作了新的阐释。”（29） 然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谢理雅（J.K.Shryock）则批评：“葛兰言理论有些可能被证明为有价值，但这本书作为整体而言并不可靠，用非常少的史实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结构。如果有人细心观察会发现，有些史实常被曲解”（30）。爱德华（E.Edwards）认为葛氏用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解释中国上古社会现象，本应该给很多人带来惊喜，但于上古文献混乱不堪之情形下，《中国文明》确切地说，只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令人惊奇的重构（reconstruction）而已（31）。似乎可以这样说，葛著提供了极富启发价值的假说，包括一种近乎诗意的想象（poetic imagination）（32），但对这些假设的论证，葛氏显然缺乏说服力，不仅西方学者有此认识，中国学者李安宅、许烺光同样发现其治学方法的缺陷。作为葛氏的学生杨堃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乃师试图建构体系著作如《中国文明》、《中国思想》，终究是要失败的，“因为现阶段的中国古史学，尚属于专刊式的阶段。在现有情况之下，任何一位史学家，若想以一人之力，写成一部中国文化史或中国思想史，那一定是失败的”（33）。需要一提的是，《中国文明》的英译本出版于1930年。但是，这个英译本几乎是西方、中国学界公认的一个极为草率的译本，大小错误不可胜数，以致雷海宗大为葛著惋惜，批评英译本是“糟蹋别人的著作”（34）。对于大多数中西学者而言，所阅读的以英译本为多，因此这种劣质译本的流传，多少也折损了葛著的声誉。
无独有偶，《中国文明》在中国学界反响亦不一。不过，此书出版的同年（1929），国内学者已撰文介绍。陈训慈在《最近法国对于中国史研究一瞥》一文中，对法国汉学的进步表示敬佩，尤其称赞马伯乐和葛兰言。他说：“格拉奈氏之《中国文化史》（La Civilisation Chinoise）为‘人文进化丛书’之一种。格氏于中国宗教、祭典、乐舞皆有研究，著述甚多，又善于应用考古上新发见，以推断中国古史。此书尤为其积年研究之结晶。”（35） 同年，《大公报·文学副刊》为此书刊登短评：
格拉奈Marcel Granet与马斯孛罗Maspem氏，同为法国汉学家之翘楚。格拉奈氏著书甚多。以《中国之祭典及歌谣》、《腾》、《中国之宗教》、《中国之乐舞及故事》等（均法文）为最有名。前此欧西之汉学家，仅能传述中国旧说，其解释经书及古史，悉从注疏及昔日学者之言，无敢立异。至格拉奈出，乃一反成说，自有发明。时当二十世纪初年，遂以人类学、考古学之方法，利用敦煌等处新出土之古物，并与印度等国古史比较，断定中国文明决不如前人所言之久远，两汉以前事，古书所言，皆不可信。氏更谓中国学者之争辩古书某种某篇之真伪，羗无意义。盖所谓真者伪者，其中所言之事实，皆本于传说，价值初无轩轾也。格拉奈氏近著《中国文明》（La Civilization Chinoise）一书，叙中国人之公私生活，不注重描叙礼制，而多论究其中所寓之思想。此书系巴黎La Renaissance du Livre书店出版，列入“人类进化丛书”第二十五种，闻氏尚拟再著一书曰《中国思想》，亦列入此丛书云。（36）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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