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学术理路，是指治史者遵循的治学逻辑、路径，所认同的治学重心、目标定位、价值标准，所依本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学术理路既可以是个性化的，也可以是群体共同遵守的。人们常常议论的学术派别，其实就是大致遵守相同学术理路的学者的集合体。就此而论，学术理路是学术派别形成的内在学理依据，学术派别是学术理路成熟的人格化的群体体现①。疑古与释古，根本上体现的还是学术理路的不同。其实，“疑古”者之“疑”，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释”，而“释古”者之“释”，哪一条又不是缘于对既往古史及其认识成果之“疑”呢？本文拟对“疑古”派的学术理路问题略谈浅见，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疑古”派学术理路的历史渊源
“疑古”派及其“古史辨”运动都不是天外来客，其学术理路自有长久深厚的历史渊源。就学术现象而论，“疑古”与“辨伪”在中国史学中有悠久的传统。
1934年，顾颉刚想作一篇文章，把两三千年间造伪和辨伪两种对抗的势力作一鸟瞰，使人们明白崔述在辨伪史中的地位。这篇文章的一部分以《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为题发表于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二期，后收入《古史辨》第七册。四十多年后的1980年，顾颉刚才在学生王煦华的协助下，继续这篇文章的写作。但是，直到顾颉刚逝世，文章也没完成。顾颉刚先生逝世后，王煦华根据遗稿，尽量遵照顾颉刚的原意，联缀补充成文，这就是顾颉刚撰《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的附录《中国辨伪史略》。
《中国辨伪史略》认为，古人缺乏历史观念，不爱惜史料，所以写不成一部可靠的历史。“凡是没有史料做基础的历史，当然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之中”②。《论语·子张》记载，子贡怀疑抑扬过甚的传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顾颉刚称赞，“这实在是一句聪明话，是我们的辨伪史中的第一句话”③。他依次分析了战国以降历代“疑古”与“辨伪”的成绩，特别肯定了汉代王充，唐代刘知幾、啖助、柳宗元，宋代欧阳修、郑樵、朱熹，清代阎若璩、崔述等人的历史功绩④。顾颉刚强调，“疑古辨伪”本是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所致。他以最善附会的马融、最长于拉扯牵合的郑玄为例，“可见一个学者只要肯把多种材料作比较的研究而不想穿凿附会，他自然会得走上辨伪的一条路”⑤。
从《中国辨伪史略》里，我们可以看到顾颉刚对“疑古辨伪”的理解以及对这一事业的规划和抱负。
“疑古辨伪”的目标，直指史料：“史料很多，大概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实物，一类是记载，再有一类是传说。这三类里，都有可用的和不可用的，也有不可用于此而可用于彼的”⑥。这表明顾颉刚并不否定地下发掘的实物史料的价值。因此，将“疑古辨伪”与“二重证据法”对立起来是明显的误解。
“疑古辨伪”的真正学术价值不在简单地区分真伪，即所谓“外考证”，而是在“外考证”的基础上，指出“伪”有有意和无意的区别。作伪和成伪都有他们环境的诱惑和压迫，“所以只须认清他们的环境，辨伪的工作便已做了一半”⑦。这就是所谓的“内考证”。“内考证”的结论可以确立“伪”史书、“伪”史料的“真”价值。这是“疑古辨伪”学术理路的科学精神、科学意义的更重要的体现⑧。
“疑古辨伪”高扬批判精神的大旗⑨，立志“打倒”帝系、王制、道统、经学这四尊“偶像”⑩。就此而论，“疑古”派更是中国史学“辨伪”传统与“五四”时代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
关于“古史辨”运动的思想来源，1926年，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里的说法是，自己“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的来源有四：一是从刘知幾至崔述的辨伪传统；二是以康有为代表的清代今文经学；三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四是故事传说、民间歌谣的暗示。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文章中的说法则是：“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11）。这两种说法的不同在于后者删去了今文经学一脉。我们今天没有必要去深究顾颉刚这样修改的动机如何，只需重新肯定今文经学对顾颉刚的重大影响就可以了。关于今文经学对“古史辨”运动的意义，《古史辨》第七册卷首柳存仁的《纪念钱玄同先生》一文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清代汉学极盛，不但分别了汉、宋的不同说法，而且分别了今古文的不同学派。“在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态度上，又加了一种迎合时势，注重经世致用的色彩。处在这个时代里的著名的学者，前有庄存舆，刘逢禄，宋翔凤，后有龚自珍，魏源，到了清末，还有康有为，崔适，廖平诸人。玄同先生的辨伪的主张，有一部分，就是承接着这些位学者的精到的研究而来的”。文章也批评了“今文家的末流”，在治学方面，“往往自立新解，附会经说，甚至于有思想过于奇特，见解日趋神秘，不容易叫人家相信的了”。康有为就有这样的毛病，《孔子改制考》在考据方法上就很难站得住脚。近二十年来，大家渐渐明了科学方法的长处，并以此来纠正今文学派的偏颇。“《古史辨》最初的出版，累层式的古史观念的揭发，都是建筑在这时代精神上的。钱先生却承袭了今文家改革进取的精神，又认识清楚了新的时代，新的治学精神的动向，自然而然的愿意参加古史问题的热烈的辩论，精细的研讨，自然而然的发表出许多石破天惊的伟论了”（12）。
“疑古”派及其“古史辨”运动发展了中国传统的“疑古”之学。胡适称赞道；“崔述剥古史的皮，仅剥到‘经’为止，还不算彻底。顾先生还要进一步，不但剥的更深，并且还要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他总结顾颉刚的方法：（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13）。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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