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古代传说记述系统多样存在的意义
我们现在强调传说资料发生和形成过程的多元性问题，是因为需要廓清以往研究中的较为简单化的单线性演化理论对传说资料研究的影响。但这个事实本来是非常容易看到，其特性也并不难以说明。近代以来，包括近三十年来，有许多研究实际上都在不同的重点上指出了这一点。
例如20世纪90年代李零在分析东周的“帝系”资料时提出，这些资料“主要分两大系统：（一）《世本》和《大戴礼》等书的五帝系统。……（二）《封禅书》《吕氏春秋》十二纪、《月令》和《淮南子·天文》等书的五帝系统”，“此外《易·系辞上》和《战国策·赵二》还有一种包括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的帝系”。（25）虽然这里提到的古书的年代都并不及于传说资料发生的时代，但这种分类实际上是针对了古代传说资料发生和形成过程中存在的多元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李零对东周传说资料文献分出这样两个（实际上是三个）“系统”，无疑首先是肯定了传说资料在发生上并不是单线的，但同时也关注到不同传说资料在对特定传说内容元素表达上可能存在的联系，而这对于准确把握传说资料的史料品质是有重要意义的。正是根据这一分类的认识，在对上文讨论过的陈侯因敦进行评论时，李零认为敦铭“称黄帝为陈齐的‘高祖’，正合于《国语·鲁语上》……的禘祭系统，显然就是按上述第一种帝系而串联”。（26）我们知道，《国语》成书是有一个复杂过程的。有学者认为，《国语》“并非史料原貌”，而是“已编撰成书”的，而《国语》的编成“至少当在公元前243年前（按指汲冢古书入土的魏安釐王卒年--引者）。”（27）这是目前在《国语》成书问题上比较平实的一种看法，据此《国语·鲁语》的成书便不一定早于齐威王婴齐（即陈侯因）在位年代（公元前356-前320年），所以陈侯因敦套用《鲁语》内容的可能性很小，但作为《鲁语》成书基础的“史料原貌”是应该早已存在的。因此陈侯因敦与李零所谓“第一种帝系”的“串联”指的应该是齐王室对所授受的某一系统的上古帝系资料内容的认可和表达，而不仅仅是对某些古书内容的套用。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过的，古代王室铭文作为实用性的文字资料，有遵从古代礼仪和贵族血缘关系规范的要求，其生成的动机并不能简单地看成与一般的著作活动雷同。从这一点来看，陈侯因敦在记述传说时期史实方面作为有独立来源的资料的品质至少在目前还是不能截然否定的。
古代传说资料发生和形成系统的整个情况非常复杂。上述李零对传说资料系统的分类基本上针对的还是先秦中原范围内的主要代表性案例，大体上也还都是属于所谓中原的记述系统，并不代表古代传说资料发生和形成关系的全部情况。许多学者也都就这方面情况提出过重要的看法。如李学勤在论述《帝系》传说与蜀史的关系时，提到“蜀原有独立的起源，后与昌意（依《帝系》为黄帝子--引者）至颛顼一系发生了联系”，（28）而这些与《华阳国志》以及《蜀王本纪》的记述很有关系，所以李先生认为：“《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之说，都表明蜀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可作为《帝系》的补充”。（29）但是《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都很晚成书，分别为东汉扬雄和东晋常璩所著，但如果它们关于蜀地早期历史的记述有与中原传说记述系统相合和为之补充的内容，那么也可以看出这些记述不仅应该是有另外的来源，而且这些记述内容在发生上具有真实史实背景的可能性也是不能截然否定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说清这些资料与其他有关传说资料间真正的关系，但完全可以肯定它们是古代曾经出现过的又一宗古史记述系统的表现。
在古史记述系统多样存在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内容更为复杂的例子，其意义也非常令人深思。这就是徐旭生在讨论炎黄以前古史系统问题时提到的，在西汉中叶以后出现的一种《春秋》纬书《命历序》中有一套具有极其庞大记述框架的关于古史的“伟大”系统，本书已佚，但引见于《广雅》《金楼子》《礼记正义》《三皇本纪》《通鉴外纪》《路史》等各种古书，其将整个古史分为“十二纪”，时间跨度“从天地开辟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为二百七十六万年”，涉及传说时期的内容远超出五帝的范围，甚至“也不满于有巢、燧人、伏羲、女娲、神农等传说”。（30）由于是汉代纬书资料，这套系统向来不被研究者看重是自然的。我也曾就《命历序》记述的品质有一个总的分析，即“《命历序》的传说内容基本上不是历史性的记载”。（31）然而《命历序》的这套古史记述系统中有许多内容同其他一些古书所记述的传说资料有交集，其中的意义还是值得注意研究的。如按徐旭生的考证，《命历序》系统中“禅通纪”的前十六氏是一个“古代相传的间架”，而对这一间架予以记述的“我见到最古的就算《庄子·胠箧篇》”，有关的文字是：“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32）《庄子》这一篇属外篇，作者并不能确定，但文字应不晚于战国。可见《命历序》的取材在时间上还不是太晚的。但是对于如《庄子》这段文字所表现的传说内容究竟如何看待很久以来并无好的依据。然而21世纪初上博简《容成氏》的发表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突破性的进展。《容成氏》有篇题，写于53简背面，说明已残缺的正文开首部分应就是“容成氏”，故廖名春据《庄子》《汉书·古今人表》《六韬》《帝王世纪》等有关文字将残简补为“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祝融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尊”，下接现存的“卢氏、赫胥氏、高辛氏、仓颉史、轩辕氏、神农氏、浑沌氏、伏羲氏”。（33）而在记述极早时期人王这部分内容之后，《容成氏》则以更多文字讲述了属于“五帝”范围的尧、舜、禹之史事（还可能有喾及颛顼）。（34）《容成氏》内容上的这些表现使我们明确到以下三点：（一）构成《命历序》“禅通纪”内容的《庄子·胠箧篇》对最古时期传说的记述并不是源于庄子的创作，因为《容成氏》简引用《庄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况且两者在细节上并不完全雷同，这说明这部分传说内容虽然就传世文献而言我们目前最早只见于《庄子》，但它们可能有更早的来源；（二）由于《容成氏》全部内容是将所谓中原记述系统（包括李零所提的第一至第三种系统）中的传说内容以及之后三代历史的内容与对远超于这类系统范围之外的众多极早时期人王记述的另一系统融合在一起，因此《庄子》所代表的传说记述系统至少在上博简时期是同样被世人所利用并信从的，同时其在发生上也完全不能确定为只是出于著作性的动机，这不仅说明各传说资料形成系统发生作用以及相互渗透的情况是极为多样和复杂的，而且从总体上对多样存在的各传说系统记述内容中真实史事背景的存在可能引导更积极的估计；（三）虽然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对于传说的所谓中原记述系统与上述见于《容成氏》及《庄子》等古书中对极早时期传说记述的系统有巨大差别，但是两者在所接纳的传说内容元素上是有许多交结点和相互流动的，这从上面对《容成氏》的简单介绍中并不难看出，而在看清记述系统分化的总前提下，同一传说内容元素在不同传说记述系统中的分布反而有利于说明相关资料在生成上可能拥有的真实的基础，同时也有希望以一定的方法对真正具有史料品质的传说内容作合理的鉴别。以上这些认识我想对于深入探讨传说资料形成及其品质问题无疑是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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