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胡适自言“我从考证学方面着手逐渐学会了校勘学和训诂学，由于长期钻研中国古代典籍，而逐渐地学会了这种治学方法……朱熹的宋学为我后来治汉学开拓了道路”（24），且梁启超认为其“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25），但他治史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儒家的“意蒂牢结”。周予同曾指出胡适及其“同派者”史学的特点是“集合融会中国旧有的各派学术思想的优点而以西洋某一种的治学方法来部勒它涂饰它”，具体来说就是“继承今文学的思想体系，采用古文学的治学方法，接受宋学的怀疑精神，而使中国的史学完全脱离经学而独立”（26）。概言之，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学术形态矜尚“考史但不著史”的为学基准，崇尚归纳，拒绝演绎的史学方法，怀抱“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治史理念，鲜明地主张“以自然科学治史”，并以探寻历史记录的真确为治史的目标，可称为“新汉学”（27）。由于“新汉学”继承了乾嘉汉学以还的史学研究遗产，又被胡适、傅斯年等披上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的外衣，所以在由旧转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如鱼得水，蔚然发展为史学界的大宗。在范畴上，“新汉学”基本上构成了“史料考订派”的主体，“古史辨”派和史语所系统是其系谱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新史学”，其源在梁启超的《新史学》及由此发动的“新史学革命”，其流则涵括唐德刚所谓的“中国马克思史学派”和“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构成了“史观派”的主体（28）。“中国马克思史学派”在“社会史论战”后崛起，并在1949年以后成为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主流；“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虽然在“新史学运动”中没能发展起来，但是在“五四时代”又开始滋长，经过“社会史论战”，到了20世纪30年代，就成了该学派“收获最丰盛的季节”；后来虽经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和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的打压，但是在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及港台史学家中却得到传承与发展，并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倒流现象”（28）。无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最高指导思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还是蒋廷黻、何炳松、朱谦之等人代表的“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他们都崇尚释史而不是考史，都反对不食人间烟火的“为学术而学术”，怀抱“学以致用”的治史旨趣，倡导并实践了“社会科学化治史”，且都不以探寻历史记录的真确为治史的最终目标，而是以探寻历史运行之“公理公例”为治史的最高价值。
“中国传统史学”、“新汉学”和“新史学”三个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形态，构建了一个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史料与史观、史著与史考、求真与致用等多视角的“立体坐标”，将各史学形态的优劣显现。借助这个坐标，我们才可以对胡适及其代表的“新汉学”史学形态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与局限有一个较准确的评判，并对中国史学面向未来所需的鉴诫有一个坦诚与深刻的认识。
二、胡适在史学上的贡献
唐德刚认为，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但如果从“开文化新运”的角度来看，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在学术思想界“初无二人”（30）。余英时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以‘旧学邃密’而言，胡适不但比不上章、梁、王等老辈，而且也未必能架乎同辈以至早期弟子之上”，“以‘新知深沉’而言，他也不一定真的超过了当时许多留学生”（31），但他却因为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旧思想格局和创造了考据学的新范式，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32）。
唐德刚和余英时这种有些自相矛盾的评价，隐约揭示了同时作用于胡适身上的两种不同评价标准，即评价学人和评价学术领袖的不同标准。一般而言，评价一个学人是否合格，甚至是否优秀，只需看他在学术领域里所取得的专业成就的高低及其学术品格的优劣；而评价一个学术领袖是否合格，标准和尺度则可能较为复杂，但是，能否为学术研究开拓新路，能否高瞻远瞩地引领学术健康发展，能否胸怀宽广地兼容并包，当是毫无疑问的重要考察面相。就胡适而言，作为一个具体的学人，其实早已“盖棺论定”了，他的功过是非，似乎主要集中在作为学术领袖这个角色上。检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轨迹，我们必须承认胡适在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关节点--“五四”前后，为中国学术完成初步转型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在治传统经学和子学上开创新方向”。周予同在20世纪40年代就明确指出“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是胡适”，认为其贡献是“不能不特书的”（33）。余英时也认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供的“不是个别的观点，而是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是一个考证学的新典范，掀起了“考证学--史学的‘革命’”（34）。唐德刚对于胡适的此点贡献概括得最为形象，即胡适“是在西洋文明挑战之下，在治传统经学和子学上开创新方向的第一人”（35）。胡适开创的治经学和子学之“新方向”就是在学术上彻底冲破了经学的“独尊”地位，将受意识形态控制之下的传统经学和子学，成功地转化为现代学术研究（主要是史学研究）的对象。
胡适开创这个“新方向”的主要途径就是以“平等的眼光”这个“新观念”，在中西两种文化里，“有选择的继承，有选择的吸收”（36）。“平等的眼光”就是“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1919年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37）；“有选择的继承”就是“接受经今文学、经古文学、宋学的文化遗产”，而摆脱了它们的羁绊（38）；“有选择的吸收”则主要是将“教我怎样怀疑”的赫胥黎之“怀疑主义”和“叫我怎样思想”的杜威之“实验主义”（39），吸纳融合到传统文献的整理中去。这个“新方向”一是从思想格局上完全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旧格局（40），将许多束缚在尊“中”贬“西”、尊“经”贬“史”暗潮中的学人解放；二是突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种种“禁区”与“忌讳”，从“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两个方面解决了“中国传统在面临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时应该怎样转化的问题”（41），并以批判的、平等的、西方化的学术研究观念、方式为这种转化寻找到可行的孔道。
“唤起史学界方法自觉”。胡适对中国史学界产生的最直接影响就是通过自身的总结、实践和提倡，唤起了中国史学界的方法论自觉。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后，中国史学界虽然已经意识到要写什么样的“历史”，但是在具体操作方法上却进展不大，更没有提出、总结适合中国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因此，晚清民初十几年间，很多人，即使像勇于探索的钱玄同等，也仍然在今、古文经学之中徘徊，而找不到促进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的努力方向。在此时学成回国的胡适借助“新文化运动”的传播，成功地向处于迷茫之中的中国学界展示了“科学方法”的魅力。
仅仅在1917-1924年间，胡适就先后发表出版了《尔汝篇》、《吾我篇》、《诸子不出王官论》、《中国哲学史大纲》、《实验主义》、《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井田辨》、《〈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研究国故的方法》、《〈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再谈谈整理国故》等或直接介绍“科学方法”的文章，或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论著。胡适还在《胡适文存·序例》等文章中强调自己对方法的提倡，提醒读者注意。受其影响，钱玄同要今文、古文一起打破；顾颉刚发明了“历史演进的方法”，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傅斯年以“演进的观点和近代古文字学、语言学成果结合，别开一治史的历史语言门径”；陈垣总结校勘经验，“写成《校勘学释例》”；甚至王国维、郭沫若、陶希圣，以及其他治社会经济史的学者也多少受到了影响（42）。而当时的一些论战，如“井田辨”、“古史讨论”、“问题与主义”等的论战双方，也都举起方法论的旗帜（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