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子瑞]变与不变：技术世界中的定州秧歌(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8:11:27 中国民俗学网 谷子瑞 参加讨论
3.日益精进的舞台技术 演出的改善与提升，离不开舞台技术的精进。最醒目的便是舞台的更迭。最初秧歌是田间地头的自娱自乐，后来演进为节庆时刻的娱乐演出，才有了登上戏台的可能。定县秧歌剧团存续期间，秧歌则是各式礼堂的常客。进入21世纪，舞台车悄然兴起（见图3），演出多了一种选择。舞台的类型与规模关涉演出效果，它直接影响演员身段、走位等，同时也会影响演员心态，间接影响演出效果。如果舞台偏小，伴奏和音响就占三分之一的位置，留给演员的空间所剩无几，对表演有很大束缚，无外乎有演员说：“不唱大舞台，光唱小舞台，戏就丢了”。 此外，以秧歌的演唱为例，更能说明舞台技术对演出的影响。清末民初，演唱全凭一副好嗓子，没有任何辅助设备。1949年后，逐渐有了高音喇叭，但音响效果不甚理想。现在，每位上台的演员都配有一个麦克风，机随人动，音响效果大为提升。即便“挡小事”之时，主家要求清唱，演员也基本都用手持话筒。几乎每位演员都认为麦克风“省嗓子”。现在，想让演员凭自己的嗓子唱一场戏，几乎不可能实现。由此可见，技术渗透到秧歌的肌理，而且这种渗透性影响是不可逆的。 由全凭嗓子到依赖麦克风的演进，只是演出改善与提升的冰山一角，字幕、舞台、灯光等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变化，无一不是在技术的加持下实现。一般而言，舞台技术愈精进，演出效果愈有保障，演出效果越好，自然越受欢迎。演者亦有可能因循此逻辑，沉浸于舞台的声、光、电中，相对忽视了戏曲本身，忽视了与观众的互动。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现实的乡土生活中，庙会等场合订什么戏，需要综合考虑戏价、人情、爱好等多种因素，舞台技术的呈现反而稍显次要。因而，不应该过度依赖现代技术，被技术牵着鼻子走，化技术为我所用，才是实现秧歌发展的可取之策。现代语境的民俗生态中蕴含着技术与人的交锋，如果说定州秧歌传播过程中，人的掌控稍显乏力，那么在传承过程中，人则一直掌控相对主权。 三 口传身授：秧歌一以贯之的传承方式 大多数民间艺术是通过口传的形式代代传承的，定州秧歌也不例外。1936年，以秧歌老艺人刘洛福的口述唱词为底稿的《定县秧歌选》问世，定州秧歌史上有了第一本比较完善的剧本。此后，陆续有手抄本、油印本剧本小范围内流行，不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秧歌口传身授的传承方式。 “学一出戏，要一亩地”，这是早前秧歌艺人中流行的一句俗谚，意为师父教戏和徒弟学戏均十分不易。师父的博学与严格，学艺的艰辛，正式拜过师的秧歌艺人深有体会。师父口述一整出戏的说唱念白，徒弟心口并用记下。徒弟学什么行当，师父一字一句教唱。然后徒弟不断练习，直至能熟练掌握、登台演出。早期师徒之间的口传身教，对师徒的记忆力均有较高的要求。 20世纪50年代，定县秧歌剧团成立。剧团领导不提倡拜师，一般是老演员口述唱词，新学员用纸笔记忆。老演员不可能像师父一样尽心尽力，能不能学得会，能学会多少，全凭个人。边演边学的模式中，观摩他人的演出十分重要，比较常见做法是，说唱念白背记完成后，就上台演个小角色，从旁观摩老演员的唱腔、身段等及其相互的配合。此后，就是等待时机正式上台演出。 1957年，联合戏校成立，分设秧歌、梆子、老调、评剧四个班，早上练基本功，上午学习文化课，下午是各剧种老师教授的专业课。严格的科班学习，迥异于师徒间的口传身授。经过戏校学习，学生一般能练就扎实的基本功，进入剧团后学戏比较快，但同样离不开老演员在说唱念白方面的指点。 1988年，定县秧歌剧团正式解散。剧团解散后，师徒制并没有大规模恢复，反而是剧团边学边演的模式逐渐被村落班社吸收利用并延续至今。 新近，非遗运动刺激下，定州秧歌传承基地（以下简称“基地”）应运而生。自2017年2月成立至今，基地已招收学生5人，由非遗传承人常俊果、相巧英等人授课。目前，学生处在练习基本功的阶段，由常俊果和相巧英一招一式示范，一字一句教唱。新兴的基地并没有改变秧歌口传身授的传承方式，反而在不自觉中延用此种方式。这不失为是秧歌口传身授方式之生命力的体现。 就唱词而言，早前，秧歌艺人靠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力背记唱词；秧歌剧团期间，学员用纸笔记忆；90年代初的年轻人则多了录音机这一利器；当前，艺人排练新戏，人手一本打印的整整齐齐的剧本。从传承历史和现实看，技术进步和外力干预动摇了师徒制的形式，却没有改变定州秧歌口传身授的传承方式。然而，技术进步会不会使得唱词念白趋于固定化？实际上，在李景汉等人的努力下，定州秧歌剧目有了各式各样的版本。然而，艺人能接触到的版本十分有限，况且，他们只需会唱自己从老艺人那学到的就足够了，不在乎外界记录了什么。而且，就当下演出形态而言，所有的剧目唱词并不是僵死的，一经背记，几经演练，它们就慢慢活在演员心中，与演员融为一体，随取随用，随机应变。这与以口传身授为底色的传承方式密切相关，而这正是技术所不能入侵的领地。就唱腔而言，基于唱腔的灵活性和农民识谱能力弱的特点，口传的方式更是从未根本改变。技术之于秧歌传承更重要的影响在于，对人们观念的全面渗透，从而深刻影响了秧歌的受众、传承人与传承空间。 四 结语 交通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大大提升了时间利用率、方便了秧歌内外的联系、丰富了观众接触秧歌的渠道、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唱秧歌的记忆力门槛，助力秧歌的传承。舞台技术的进步，使舞台呈现日臻完善。然而，挑战与机遇并存，问题同样明显。无论是表演视频化，还是过度舞台化，均会导致对戏曲本身的忽视，削弱演者与观者之间的互动。再者，技术不仅是作为手段渗透进定州秧歌，更是作为观念、文化影响着包括组织者、演者、观众等在内的定州秧歌的所有参与者。汽车、电视、手机、舞台、麦克风等从无到有，由陋趋精，参与者对这些技术从陌生到熟悉，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就是作为手段的技术和作为观念、文化的技术相互缠绕并逐渐浸透并改变定州秧歌的过程。然而，正如鲍辛格所言“……技术给民间文化带来的不是终结，而是改变”。技术改变的是外在条件，不变的是传承核心，是口传身授的传承方式，是其乡土本色。 定州秧歌本是当地农耕文明的产物，其说唱念白与同期当地人的世界观相匹配，单靠技术或非遗保护不足以弥合定州秧歌与当代生活方式和观念之间的巨大裂痕。事实也确实如此，现代技术和非遗等外力加持下的定州秧歌不但没有发展更盛，反而日渐萎靡。非遗保护不能只是官方、知识分子“剃头挑子一头热”，调动参与主体的自觉意识，实现上下共谋的“生产性保护”才是长久之计。作为手段与观念的技术亦需要参与主体的自觉体认，自觉不是被技术牵着鼻子走，忽视甚至无视秧歌的乡土本色，而是让技术为我所用，让秧歌坚守本色，重返民间。 （本文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4期，注释和部分配图省略，详参刊物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