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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信茹]微信的“书写”与“勾连”——对一个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5)


    (三)村落内部与外部的勾连
    从微信勾连村落内部和外部来看,即便身处遥远的边塞和少数民族地区,微信的使用使得村落也和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交集。人们在微信群里分享外出打工的经验、各地旅游内容的见闻和感受;在外打工或工作的人与村落内部人的联络沟通等成为人们使用微信的重要方式。例如,“炸排骨先生”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在云南农业大学毕业后留在昆明工作。虽然他已经离开家乡好几年,但说起这个微信群,他仍然还很了解。他说,群里不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到兰坪县城或是丽江。只有很少的人在昆明。但普米族团结,昆明也有协会,婚礼或什么事情都相互帮忙聚在一起。
    笔者刚刚加入群时,“宇宙之最-腾云”开始和笔者交谈。他发现笔者并不是大羊村村民,于是不停地追问笔者的身份。笔者自报了身份后,他又反复追问职业和地址,之后便无回响。到了当晚9点多,他来信息了:
    孙女士:不好意思,今天我在车上手机没电,现在才回答今天的问题,请原谅……。我根系于大羊,是个土生土长的大羊普米汉子,现居于兰花之坪通往外界的东大门窗口———民族村。业余从事长期研究和投资互联网金融业和二十一世纪大数据云计算的股票,现在还准备研究一下国际虚拟货币云尊币和比特币。我个人的爱好是参加一些爱心慈善活动;唱歌跳舞,喜欢到非洲和欧美国家旅游;我的信仰是信佛。你从事研究我们普米文化,挖掘和传承发扬我们的民族文化,你辛苦了。我们从心里恭敬你,大羊人民永远会记住你。有空的话以后互相联系。在人生的十字路上、工作上、学习上互相探讨互相学习,你是否愿意?
    看得出,他愿意通过微信这种方式和不同的人交流沟通。事实上,在接下来的观察中,正如前面所言,他是群聊最为积极的参与者。
    在“宇宙之最-腾云”等使用者身上,微信的双重特质得以彰显,即微信一方面赋予了使用者自我掌控表达和交往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微信的使用尤其是微信群的出现,使得微信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和公共空间互动与交往的社交平台成为可能。
    五、结语
    本文以民族志的写作,分析了大羊普米人的微信书写、自我表达和“大羊青年”微信群的交往互动,在其中我们看到了大羊年轻人的个体和群体叙事,同时也是我们所归属的社会群体的故事。
    尽管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重点呈现了“文化代言人”“行吟诗人”“Mike”三个独立个体的书写和一段“生活史”,但事实上,在大羊村的普米族群体中,还有着许多个与他们一样怀揣梦想、渴望摆脱现实生活困境,也或者常带焦虑却找不到明确出路的人们。他们在微信中自觉或是不自觉的书写与表达,却更为深刻地映射出微信对日常生活情境中不同层面的“双重勾连”之作用,即借助微信,个体生活空间与网络虚拟空间得以自由转换,乡村个体意识与族群信念得以交织融合,村落内部和村落外部实现更为紧密和多元的互动。
    本文所分析的是一群特定的微信使用者的个体和群体表达,是在新媒体技术普及的当下,人们借助微信这一网络平台展开的一种完全自我参与式的文化书写和实践过程。它是一个示例,借助它,我们可以在更普适层面上去试图理解,微信如何成为具有双重特质的媒介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勾连,它对个体自我掌控和如何完成社会互动、形成新的交往等方面所提供的极大可能性。由此,尽管我们探讨的是大羊村的个案,但其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却是超越村庄范围的。
    在此,我们还有必要对微信中的“书写”和“勾连”做进一步讨论。在微信中的“书写”可被视作个人相对自由和个性的表达,它借助微信这一媒介物质载体形成个体新的表达和生活空间。
    日常化、参与式的“书写”,意味着今天的少数民族群体也在积极将新媒介技术整合进他们的生活,成为群体生活的惯常。这是媒介广泛渗入乡村社会的重要表现。同时,“勾连”这一理论概念提醒我们,新媒体进入特定社会后,它经由行动主体的主动行为和积极实践会产生新的社会文化和意义,而微信作为网络媒体具有的特质使其成为集合不同时空和多向度的新空间。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中的人对微信的使用,时空的转换、调度及意义的生成都会存在差异,由此可能形成更为丰富的意义体系。
    从这个角度来讲,微信“书写”和“勾连”的个案研究,为我们审视媒介和社会如何展开互动,以及不同社会情境如何促成媒介使用者生产新的意义等问题提供新的思考,这也就赋予了该研究更为开放的讨论空间和可能性。如果说,从更为宏观的层面看,这样的研究在探讨“人们如何运用中介的手段和机制展开他们的生活”。[39]
    那么,该个案的分析和研究路径在于从微观叙事中窥见那些“平凡、琐碎、自我、边缘的日常生活现象,从中看到人们如何在创造性地运用新传媒技术,尤其是个性化的、移动的、可无限删改且集体创作文本的、可以跨越时空等各种界限地组合成‘群’的技术,重构他们与社会、公众、公共空间、民族、国家等宏观类别之间的关系,并同时重构这些宏观类别本身”。[40]这样的研究路径,不失为一种探讨新媒体使用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生产的视角和思路。
    (文章来源:《新闻传播与研究》2016年第10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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