⑧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260-261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八章篇题即“陈寅恪：喜聚异同宁繁毋简”，可见一斑。
⑨（19）（25）（30）（55）（64）（66）（71）岑仲勉：《隋唐史》第66-71、122-123、420-422、425、417，1-2、147、151、4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⑩（80）（91）岑仲勉：《唐史余渖（外一种）》第281-282、145、101、106-10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11）岑仲勉《唐方镇年表正补》一文即指出：“吾国学术界流传一错误观念，迄于今莫能廓清，致为文化进步之大碍，则所谓‘为贤者讳是也。’……盖古今中外，都无十分完全之书，其声誉愈高，愈易得人之信受，辨正之旨，非抑彼以自高，亦期学术日臻于完满而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本第315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12）（27）岑仲勉：《〈贾岛诗注〉与〈贾岛年谱〉》原刊1947年12月《学原》1卷8期，载《岑仲勉史学论文集》第305、2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13）（47）（48）（49）（50）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7174、7159、7168-7169、7170-7171、7173-7174、7174-7175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版。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有关岑陈学术比较的文字，系笔者所见现代学者有关此一问题的最早记载。蔡鸿生教授《康乐园“二老”》（收入《学境》一书）、谢泳先生《金毓黻对陈寅恪的评价》二文均略有提及。谢文见光明网http：／／ www.gmw.cn／content／2004-04／30／content_19937.htm。
（14）此一点，可参见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有关“关陇集团”“朋党之争”“俯兵”诸条目，第25-27、66-69、120-12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22）（23）（2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7、1、129、86-87、89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
（16）（21）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32、33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17）岑氏早在1933年即因陈垣之介而受陈寅恪激赏。详见陈智超编：《陈垣往来书信集》第377、56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8）（79）（82）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外三种）》第437、16、413、469-470、47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26）《隋唐史》其他各节对陈寅恪的批评，如“隋史”第十九节，“唐史”第一节、第五节、第六节、第十八节、第五十三节、第六十二节等，岑仲勉都多从反驳陈寅恪“两大阶级”说入手来展开讨论。
（28）陈寅恪指出：“至于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93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
（29）故李嘉言在其答辩文章中即指出：“拙《谱》又用陈寅恪先生之说，以为贾岛不属牛李任何一党，坎察终身。此不过余推测之言，故仅附见注中。岑君谓余‘惑于近人趋时之说’，似对余所本者亦有微辞，则非余之所能知矣。”李嘉言：《为贾岛事答岑仲勉先生》（通讯），原载《学原》二卷一期，1948年。今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第3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31）贺昌群：《读〈隋唐史〉》，载《贺昌群文集》（第三卷）第5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贺昌群文集》编者在此文下有附注，指出“本文根据抄本整理，发表时间不详”。但从贺文标题下列“岑仲勉著，195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字样，以及文末所说“希望著者和读者指正”，可知贺文应发表于岑书正式出版（1957年）以后，岑仲勉先生去世（1961年）之前。
（32）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凡例》第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3）岑仲勉1937年1月3日致函陈垣曰：“月前建生兄属为中大专刊五期撰稿，适校《姓纂》，未暇分功，曾许以去春所编《会昌伐叛集编证》……”《陈垣往来书信集》第684-68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编证略例》（上）也指出：“本编之主旨，求为破平回鹘作一纪事本末看，且期与后修之史作顺序的比较”；《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序》也提到：“我国地大而偏立，域外情状，知者甚希，国际交往，在昔庙廊之士，恒弗措意，故无论某一时代，欲于史传文集中，观其应付策略，本末具见，足为后人鉴法者，殆绝无而仅有。后学者奉此一帙，可作基本文读，可作经世书读，又可作唐代外交史读，易为今言，则曰唐会昌年蓝皮书亦可也。”《岑仲勉史学论文集》第349、3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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