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78）岑仲勉：《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载《岑仲勉史学论文集》第343-346、3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35）陈达超：《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前言》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36）（37）岑仲勉：《论李德裕无党及司马光修〈唐纪〉之怀挟私见》，载《岑仲勉史学论文集》第475、4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38）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20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9）法国学者雷蒙·阿隆即指出，历史学家的意图更接近于法官而不是科学家；他甚而认为光有科学家的意图是不够的。参见保罗·利柯：《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第34页，王建华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40）（52）贺昌群：《读〈隋唐史〉》，载《贺昌群文集》（第三卷）第529、5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41）（56）（58）（86）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222、93、80、9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2）岑仲勉《唐集质疑》：“李德裕贬死年月辨证，四年昌移荆南，四年，三年之讹。”《唐人行第录（外三种）》第41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陈文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43）（44）（45）岑仲勉：《隋唐史》（下），第四十五节注释11、22、29、433-434、436、4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46）日本学者渡边孝于上世纪90年代所撰《牛李党争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一文中就提出，文宗至宣宗朝中央官吏的人员构成分析，包括姻亲关系的牛李党人详细的出身地望分析……都是今后研究必须努力的问题。参见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朋党之争”条第6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另，黄永年教授对陈寅恪“关陇集团”说的驳论，更充分利用统计法，辨析唐初所谓“关陇集团人物”的籍贯、任职等，详见氏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二章、关陇集团始末”第68-7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51）据《日记》载，金氏正式阅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1956年6月23日，至25日结束，后接阅《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至7月2日全部结束。见《静晤室日记》第7177、7182、7191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版。其6月24日日记尤记述道：“往在四川，值陈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唐代政治史述论》二书出版，诚知其佳，但只购藏而未一读，实缘当日专治宋、辽、金史，未暇及此故也。岁月荏苒，不觉已过十有四年，直至今日始知取读，惟有相知恨晚而已。古人有相距咫尺而未尝谋面者，有卒然相遇而交臂失之者，余于陈君，无乃类似。微闻陈君现在广州中山大学授读，以患目疾已不能自亲书卷，尝由他人代诵，是则其精力已减于往昔，可惜也。”《静晤室日记》第7179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版。
（53）金毓黻在《静晤室日记·前言》中曾有自述：“余之研史，实由清儒。清代惠、戴诸贤，树考证、校雠之风，以实事求是为归。实为学域辟一新机。用其法治经治史，无不顺如流水。且以考证学治经，即等于治史。古之经籍，悉为史裁，如欲究明古史，舍群经其莫由。余用其法以治诸史，其途出于考证，一如清代之经生，所获虽鲜，究非甚误。”
（54）岑仲勉《〈杜佑年谱〉补正》（1948）回忆道：“先君留心经世之学，旧政书如《三通》等，皆丹黄并下。小子志学之岁，文义稍通，窃尝摩挲手泽而未有得也。”《岑仲勉史学论文集》第3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复旦大学傅杰教授曾提示笔者，既然岑氏自言“未有得”，则所谓其深受“三通”影响是否还能如本文此处所言是“一定”的。笔者揣摩岑氏此处所说，有推重其尊人学术之意，加之系回忆少年时之问学状况，故用语歉抑。从其此后很多著述来看，岑氏对“三通”是非常重视的，也是深受其影响的。
（57）以上三份材料均见《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第415-41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据编者附识文字可知，所列标题不少系编者所加。其实，参照这几份来看，所包含的内容，有些尚未单独予以标出。另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版。
（59）（76）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5册）第3-4、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60）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5册）第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61）（68）（87）（90）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76-78、77、136、14-20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62）唐筼、黄萱：《两晋南北朝史听课笔记片段》，载《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第46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6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46-1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
（65）如《新唐书·食货志三》载：“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甚于赋税，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67）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第5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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